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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法治化路径研究 　　摘 要：政商关系的实质是法治关系，法治化程度决定了政商关系的成熟程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化建设，应着眼于政策顶层设计，围绕新型政商关系法治体系构建、问题治理、运行保障三个维度进行。 　　关键词：政商关系；法治化；“亲”“清”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6-0011-08 　　政商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侧面，涉及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是指各级机关、人民团体、参公事业单位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联组会时，首提新型政商关系，并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 [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政商关系是否健康运行，衡量的标准就是能否做到既“亲”又“清”，而实现“亲清”关系的根本就是法治规范问题。构建法治化的新型政商关系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需要， 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政商关系正常化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政商关系的突出问题和症结 　　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就是习近平所概括的“亲”和“清”，两者必须并重同推，不可有所偏废。偏废表现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为了“亲”而放弃“清”，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另一个极端是为了“清”而放弃“亲”，懒政不为，官商陌路。这两个极端本质上都是不讲规则。 　　（一）政商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1.亲而不清、胆大妄为。官商勾结的实质是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围“权”，政商关系成为一种“买卖关系”，即买卖公权力。十八大以来，经过司法审判的有影响的高级别官员腐败犯罪案件中，绝大多数都如此。如薄熙来与徐明，刘志军与丁书苗，季建业与朱兴良，仇和与刘卫高，皆为此类典型。近年来，党中央一直保持惩治腐败和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的强劲势头。仅2016年，全国立案29万件、处分26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5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67人、厅局级干部1800余人。先后（2012～2016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多达182人。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高发领域[2]。 　　纵观买卖公权力的大案，亲而不清的政商关系形成，通常表现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渐进侵蚀型。即对高级领导干部不直接献重金，而是投其所好，逐步拉拢腐蚀。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胡长清，因其贪财好色，被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所利用，多次重金找妓女供其嫖宿，以建立关系、谋取工程、获得贷款。第二种是迂回突破型。即旁敲侧击打通官员的“身边人”――近亲圈，包括配偶、子女；工作圈，包括秘书、上下级、同僚、同事、司机；朋友圈，包括同学、同乡、战友、老同事以及各式朋友等，通过中间人谋求利益。比如苏荣，全家参与腐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刘铁男、郭正钢等，其背后都是触目惊心的家族式贪腐利益链。第三种是权色交易型。即所谓情人策略，通过与官员发生不正当性?P系获利，或以提供女色为己谋利。如以性贿赂闻名的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艳萍，屡屡利用色相，以此不断获得升迁，反过来又利用谋来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第四种是“中间人”牵线型。即建立金钱中转站，通过中间人，只收所谓“放心钱”，助人谋利，或者找商人做“傀儡”，成为商人的“隐形股东”，钱不过手，却为己用。如刘志军从2008年至2010年，通过让丁书苗为其花钱的方式收受4900万元贿赂，他则全力帮助丁书苗将企业做大做强，把丁书苗的企业打造成自己仕途的经济基础，让丁书苗在他需要时，用钱为其铺路[3]。第五种是所谓的“一家两制”型，即官商模式家庭，领导干部家庭中的夫妻二人（或子女），一人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另一人在民营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形成利益输送。另外，还有些领导干部退休之后选择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2014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在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已经形成一道独特的中国式“政商旋转门”特色[4]。 　　2.清而不亲、畏而不为。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一些官员为“避嫌”、怕犯错，出现政商关系“清而不亲”，对企业“敬而远之”，从“勾肩搭背”变为“背对背”。 　　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怠政会让改革失去动力，让发展丧失机遇，导致政商之间彼此戒备和隔膜，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6月，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