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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现代大学课程知识选择 　　[摘 要] 知识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但并非什么知识都可以进入大学的“高级学习”领域。大学提供什么样的学习内容表面上看来是大学自己的事,但实际上高等教育中的合法性知识是学科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大学中学生和教师群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以上几方面,文章具体分析了美国现代大学中合法性知识的变迁。 　　[关键词] 合法性知识 高等教育 课程 选择 　　 　　知识的选择是指在复杂的人类知识系统中,按照某种标准遴选、确定并传输知识的过程。大学知识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大学选择什么知识、如何才能使各种知识更有效地发挥其价值,这不仅关系到知识本身的发展理路,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教育的价值诉求。一般说来,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们通过相互认同的过程,来决定如何将知识组织进教学的单元之中。这种组织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课程。课程在得到大学行政当局的批准并赋予其合法性后,就成为可供学生选择的知识内容。实际上,课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合法性知识?课程限定了大学可以传授什么知识,学生可以学习什么知识。[1] 　　在美国现代大学建立之前,美国大学在课程知识的选择上表现出浓厚的古典色彩。1642年哈佛学院在开设课程时,共分为三个学年: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是逻辑物理、希腊字源学与造句、希伯来文法、修辞、教义问答、历史、植物史、希腊文法文学、希伯来圣经等;第二学年开设的课程为伦理学、政治学、希腊诗、辩证法、闪语、辩论等;第三学年开设的课程为希腊理论、修辞、教义问答、演说、叙利亚语、希腊作文、辩论、《新约》研读等。其中,古典语言与文学的学习是课程教学的核心,哈佛的这种课程体系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且影响了后继创办的诸多美国学院[2]。这种古典的教育体系“仅仅是为了使学生掌握知识,而不是为了使他们批判或怀疑知识。”[3]此外,这种以博雅教育为标榜的课程知识体系旨在满足殖民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思想上统治的需要,课程知识选择的机制较为单一。而进入现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大学的课程知识选择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生和教师群体相互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课程知识选择的高等教育视角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大学中关于学术知识的定义开始变宽。大学的课程开始纳入那些以前只是非正式的科目――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和多元文化研究,甚至连中国研究也进入了课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批判思想家的著作进入了社会学科的课程,而这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比较传统的思想。这一时期,方法论和知识观的争论也风行一时:客观性知识和科学的价值无涉受到质疑。[4] 　　学科是这种影响因素之一。毕竟,各个学科领域的内容经常会发生变化,这是由研究的进步、方法的创新和新的理论潮流及观点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学科发生变革的速度大相径庭(科学领域发生变革的速度要比其他领域变革的速度更快)。学科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课程具有重要意义。某一学科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压力促使大学中的课程“跟上”这种变革,那么部分可取的做法就是修改现行的课程体系以并入新的知识材料,或者增加新的课程。但是这些手段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们是由另外一套影响系统导致的:大学和院系内部的社会过程。 　　大学是由不同的院系组成的,它所提供的课程数量是由大学内部的政治经济过程所决定的,比如,由学生的数量所决定,由不同学科的受欢迎程度所决定,由规范院系教员之间竞争的必要性所决定。课程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增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新知识只有在旧有知识退出之时才可能进入。因此,大学在对课程进行修补时,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当新的课程代替旧的课程时,可能就代表着新知识领域合法性的上升和其他知识领域合法性的下降或消失。 　　这种盛衰消长也反映着教员利益的变化。比如,年轻教员们――由于他们受过最为先进的训练,因此也最有可能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可能会提出新的课程或课程安排的顺序。这通常会导致院系内部的代际冲突,因为年轻一代的权力在上升,而老一代的权力在下降。由于变革的力量会极大地颠覆院系内部已然形成的新老教员之间的社会、政治地位,所以在学科的新知识和大学内现已传授的知识之间肯定会存在差距,因此在保持稳定的必要性与要求变革的必要性之间经常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何定义合法性知识?什么知识是受教育者应该学习的?相比其他知识领域,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某些知识领域更为经常地被提及,比如在社会科学、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要比在自然科学中更被经常提及,但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会被提及。 　　院系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