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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罪犯限制减刑制度不足与完善 　　（510627 广东理治律师事务所 广东 广州） 　　摘 要：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对部分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为死缓制度注入了新内容，使死缓制度更趋完善，同时也使我国的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 　　但死缓罪犯限制减刑制度尚处于司法实践的探索期，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即尝试通过对其不足之处进行论述，同时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对该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缓；限制减刑；刑法 　　死缓罪犯的减刑制度，是死缓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自《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罪犯限制减刑制度以来，死缓制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充实。 　　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随时死刑限制减刑制度的实施，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这些不足，主体体现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表述相冲突、适用范围过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本文即尝试通过对该制度的上述不足进行论述，同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缓罪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表述相冲突 　　《刑法》第五十条对死缓罪犯限制减刑作出了规定，该条的内容包含两款。 　　第一款的内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第二款的内容为：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第一款是关于死缓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不同而给予不同处理的规定。对第二款也就是死缓罪犯的限制减刑的理解、解释和适用，应当在第一款规定内容的进一步延伸。换言之，该条第二款的内容，同样应当是对死缓考验期结束后，对被执行人减为自由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同时，是否在执行期间对其减刑进行限制的内容。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却显然与《刑法》上述条文相冲突。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应在审判（一审、二审或复核）阶段，在判决被告人死缓的同时，对其宣告适用限制减刑。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已经在审判阶段对判处死缓的罪犯适用限制减刑。 　　这也就构成了《规定》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立法表述在限制减刑适用程序上的冲突。这个冲突表现在，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缓的罪犯作出限制减刑，应当在审判阶段与定罪量刑一并考虑并作出判决，还是在死刑缓刑考验期结束后，服刑罪犯没有故意犯罪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对其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时作出裁定呢？ 　　笔者窃认为，人民法院对死缓罪犯决定限制减刑，应当在审判阶段与定罪量刑问题一并考虑并作出判决。具?w理由是： 　　一方面，在审判阶段一并考虑并解决限制减刑的问题，可以对因限制减刑所产生的争议通过二审程序、死缓复核程序等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如果将该问题留置至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阶段，当事人对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不能以积极参与的方式影响结果，更谈不上聘请律师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法院实施较为有效的监督。 　　另一方面，依据《刑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判处死缓的被告人限制减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决定。犯罪情节在判决被告人犯罪成立，判处死缓时，都应当已经查清。因此，在审判阶段一并解决限制减刑的问题，条件上比较成熟。而死缓减为自由刑阶段，主要取决于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表现，而与当初的犯罪情节没有关系了。 　　如果“限制减刑应于审判阶段中与定罪量刑问题一并解决”的观点值得借鉴，那么，笔者认为应对《刑法》的条文作适当修改，将现行《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置于第四十八条之后，作为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而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或者，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置于第四十八条之后，作为“第四十八条之一”。 　　二、缓罪犯限制减刑制度适用范围过窄 　　根据《刑法》规定，如前所述，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罪犯，包括三类，一是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二是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三是实施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这样，就把大多数类型的犯罪排除在限制减刑的适用之外。而事实上，大多数类型的犯罪，都存在判处死刑太重而判处死缓过轻的情况。 　　有一种观点认为，贪污受贿类犯罪应纳入限制减刑的范围。主要理由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贪污贿赂类的犯罪呈高发态势，涉案金额不断创下新高，其社会危害程度已超过严重的自然性犯罪。同时，多数贪官主观恶性较大，只想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不仅使国家遭受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