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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 （1912——1928）　　1912年至l928年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这二十五年间，北洋政府先后经历了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军阀统治，政权更迭十分频繁。就政权性质而言，北洋政府以一定的军事集团为中心，以帝国主义为后台，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各派军阀们依靠着手中的军事实力镇压政治上的反对者，公开以武力维护其政治权威，属典型的军阀专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较为黑暗和混乱的时期。在军阀专制统治下，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也相应地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近代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北洋政府将晚清变法修律中草拟的许多新型法律加以实施，使这些法律法规开始从文本变成具体的社会规则与制度。另一方面，控制着北洋政府的军阀们为了其政权的合法化，也在不断地仿效近代西方，尝试着借助法律手段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相继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扩展了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法律体系得以更加完善。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立法指导思想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新旧思想冲突的重要阶段。西方文化思想不断涌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进一步流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伦理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l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传统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风光不再；新旧思想杂陈，新旧观念冲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最好写照。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矛盾的加剧，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除原有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外，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加之战争不断，军阀对内盘剥的加重也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破产、社会的解体。此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传统法律解体的速度加快，各种法律制度在晚清法制改革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军阀割据，政局动荡不安，国会时开时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的成就，但北洋政府根据现实需要还是制定或修订了一些其他法律。但以重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律的被放弃，其他配套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一、隆礼　　就总体而言，北洋政府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强调在借鉴西方的自由、平等等现代理念的同时，坚持和继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在强调人道主义的同时，也不放弃中国传统的重刑治乱世之主张。　　为此，1912年9月20日北洋政府一成立，袁世凯就发布《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下令尊孔：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未改，并认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八德既是家庭伦理，又是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必须上下遵循。l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又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明确指出，目前社会不安、吏治不良的根本原因是“礼教不修”，为此必须尊孔。1913年10月完成的《天坛宪草》第19条更是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接受孔学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义务。此外，1919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又再次通令，进一步将lO月20日确定为孔子圣诞节，这一切无不是试图重新确立中国传统伦理的地位和影响，并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二、重刑　　1.颁布《易笞条例》和《徒刑改遣条例》，公开恢复笞刑和遣刑　　与隆礼的同时，北洋政府还强化了对一些严重危害其统治行为的镇压。表现为：一是颁布《易笞条例》和《徒刑改遣条例》，公开恢复已被明令废止的笞刑和遣刑。《易笞条例》规定：凡应判处3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l00元以下罚金，而且年龄在l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都得因其情形，易以笞刑。《徒刑改遣条例》规定：无期徒刑和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如内乱、外患、强盗、窃盗等罪均得改遣。改遣犯人须出本省三千里以外。在发遣中逃亡或到配所逃亡，内乱、外患、强盗等罪犯均处死刑。　　2.颁布特别法加重对盗罪、土匪等罪行的量刑幅度　　如《惩治盗匪法》第3条规定，原《暂行新刑律》第376条强盗罪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一律处死刑。第l86条处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第l87条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的，也一律处以死刑等。　　3.对特别严重的盗匪允许采取就地正法　　《惩治盗匪法施行法》第1条规定，地方审判厅或兼理司法事务的县知事，认为案情重大，可得先行摘叙犯罪事实，由电报请示上级，立即执行死刑，公开恢复了晚清为方便镇压所一度采用的野蛮的就地正法令。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制宪活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权更迭非常频繁，为了借助近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运作形式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们展开了频繁的立宪活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