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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叶嘉莹词学贡献 　　一代词家叶嘉莹先生，少时在其伯父的影响下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加之天性聪颖，其学习经历可谓是半家学，半自学。及至考入辅仁大学，师承顾羡季先生，顾先生那旁征博引、意兴风发、活泼入微、喻想丰富的讲授，给了嘉莹先生极大昭示，又因早年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影响较深，且后来亦曾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先生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异于先者的理论见解。其一生著述颇丰，且又喜创作古典诗词。她曾说：“‘能感之’与‘能写之’实当为诗与词之创作所同需具备的两种重要质素”。正因为她具备这两种质素，才能对其作出精确的衡量，进而既在作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且其词论也自成一家。纵观先生的研究，其领域涉及到了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说，对历代词论的研究，运用西方理论来重构传统词学等。在先生诸多词论贡献中，我于此摘选几处，来谈谈我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词的独立地位及其划分问题 　　 　　谈到词，人们常喜把之拿来与诗歌对举。中国诗歌的传统不是以言志为主，即是以抒情为主，在《尚书?尧典》中就曾有过“诗言志”的记载，《毛诗?大序》中也有过“诗者，志之所之”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且无论是“言志”或“抒情”之说，就创作主体而言，皆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叶先生指出诗歌创作就是一种“显意识的活动”，除此，诗歌中还往往包含有一种伦理道德和政教的观念，诗中所言之“志”，大多数都是指和政教有关的一些理想和抱负。而词则是一种在歌筵酒席间伴随着音乐而兴起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兴起于唐五代，初期的词作乃士大夫们为了配合曲子而作，因此并未曾想要表达何种心志，遂其内容往往以美女及爱情为主。在《花间集?序》中曾有记载说这些所谓“诗客曲子词”原只是一些“绮筵公子”在“叶叶花笺”上写下来，交给那些“绣幌佳人”们“举纤纤之玉手拍案香檀”去演唱的歌辞而已，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诗词大国，对于传统诗教而言，这不得不说是词的一个重大突破。有学者却指出这些最初兴起的词无非都是一些感伤幽怨，空洞乏味的消遣之作，于内容上毫无意义，因而视词为小道而不得与诗歌为伍。叶先生却以其独到的眼光提出，正是这类作者无意识而为之的词，却真正道出了“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如此看来，先生对于唐五代及宋初兴起的这类小词是甚为欣赏的。而先生论词，并没局限于唐五代及宋初的小词，她在对词进行了纵向考察后，根据五代至整个宋代词的发展及演变，将词的特质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词在最初发展之时，只是一些歌筵酒席之作，而受到言志抒情的影响，那些士大夫在进行创作之时，有意识地由这种歌筵酒席之作转向了言志抒情的诗化之词阶段，在此阶段，苏轼可谓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手中，词是集言志抒情与曲折含蕴为一体，非但没有失去词之特质，且其佳者往往能在“天风海涛之曲中，蕴含有幽咽怨断之音”。至南宋，周邦彦以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试图使词摆脱靡艳与粗浅的流弊，因而使词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赋化之词。此种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对于传统诗学是一种突破，且在方式上变感发为主的叙写为以思力安排为主的叙写，不得不说是词史上的一大突破。综观这三个阶段，先生没有对其做高低之分，而是指出，这三类词之佳者“莫不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这种意蕴，是要唤起读者之联想的，有待读者凭着不同的感发力量去感知的。 　　叶先生通过对词在创作方面对于传统诗教的突破，词的演变及发展过程和其所能引起读者的不同联想的分析，提出了词之异于诗歌的特质，可视为先生论词史上的一大贡献。 　　 　　二、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新认识 　　 　　先生早期曾在《王国维》一书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专门讨论过“境界”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先生并没有故步自封，在其多年后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个多为后人所忽略的问题即：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所独标的“境界”其实是王氏用以说明词所区别于诗歌的一种特质。虽然王国维对于词之特质的体认在他的词话中零散提到过，但终没有自成体系，因而对于境界一词的讨论，后人往往是集中于对其“造境”、“写境”、“有我”、“无我”等问题的探讨。叶先生凭着自己对词的真切体悟，及对《人间词话》的深入研究，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解释了王国维所独标的“境界”一词。在此，先生列举了《人间词话》中的两则词话： 　　其一：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其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