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建国前后董必武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索.docVIP

浅论建国前后董必武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索 　　[摘要]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当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就确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它的性质、地位、职权、特征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的这些探索为当前加强和巩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董必武；建国前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董必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作了艰辛探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主张。笔者不揣浅陋，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董必武在建国前后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探索进行阐述，以期引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 　　首先，董必武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不断扩大，如何建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权组织就成为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1948年，他在《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政权施行政策，要有许多机构。拿我们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机构来说，有人民代表大会，有军队，有法院，有政府，政府内又有民政、教育、财政、农林等机构。”[1]他特别强调，在这些众多的国家机构里面，起着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的是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早在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时，董必武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我们政权的组织形式将是人民代表大会。 　　1951年9月，董必武发现，包括华北老解放区的很多干部，对人民代表会议在人民政权中的性质和地位不清楚，为此，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第一次召开了县以上行政负责人会议。为了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经过精心准备，专门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地位、性质等重要问题以及如何开好人民代表会议作了详细阐述。当时我们的干部大都忙于各种运动，无暇考虑我国的政治体制，董必武能够在百忙之中潜心研究我国的政治体制，并针对人民代表会议进行系统的阐述，实属难能可贵。后来的实践证明，董必武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这些比较成熟的思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远见的。 　　其次，董必武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有三项。 　　第一，一个地区或全国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都必须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最重要的职权就是决定我国的一切重大问题，因为它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比如说，1948年8月举行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讨论确定华北当时乃至今后的重大任务，还有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工作报告、基本政策等。后来他又明确提出“这个代表大会，就是一切权力都要归它。”[2]建国后的1951年，在回答有人提出的“谁是主人，谁是长工”这一问题时，董必武鲜明地指出：“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代表人民做主人，这一点是必须认清的。”[3]全国或某一地区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属于全国或某一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这实质上是董必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指导思想，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体现，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有益补充。 　　第二，全国或某一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和决定其同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监督其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董必武就提出“我们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如果有紧急措施，做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错了要受到批评，一直受到罢免的处分。”[4]根据1951年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董必武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抓紧建立能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只有这样，各级人民政府才能相应产生。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同级人民政府，并对其实施监督。同级人民政府要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自觉接受其监督。由此可以看出，董必武凭借其深厚的政治法学理论素养，正确地指导了我国当时的政权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决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监督他们的工作，实质上是发扬人民民主、帮助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改进并完成各项工作的最好方式。1954年9月，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到全国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时，特意讲到：“凡是认真发扬了民主，把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提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展开讨论，并且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那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发挥，政府工作就有朝气，就可以少犯或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5]笔者认为，这些论述不仅当时未过时，就是现在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