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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人文史观在近代婚姻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潘光旦先生的人文史观主张文化进化的生物学观点。他认为，文化发展本身也遵循遗传、变异、选择的规律；承认文化精英对文化创造的主体性作用，不忽视文化对人的模塑，重视各综合要素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同时还认为，文化的进化体现出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这些观点对近代婚姻文化研究有重要指导价值。 　　[关键词]人文史观；婚姻变革；运用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5 ― 0071 ― 03 　　历史观是研究者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或是对历史的看法。多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其以本身固有的科学性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并受到诸多学者的肯定。〔1〕53-57众所周知，真理前进一步可能会变成谬误，任何理论都有其适应范围，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唯物史观在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2〕“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变化的模板，不应该不加以经验研究就将其机械地应用到所有社会系统之中。”〔3〕157鉴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局限，有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由“技术理性”范式转向“文化理性”范式可以更好的适用于当前的研究。〔2〕笔者在近代婚姻变革的研究过程中，也深有同感，认为单纯的依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决定论模式很难较好的解释近代婚姻变革问题。鉴于此，本文介绍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人文史观”，以试图对近代婚姻变革做出更好的阐释。 　　一、人文史观的基本阐释 　　人文史观是潘光旦先生在1930年前后提出的一种文化发展观，其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人文史观》〔4〕的小册子中。他认为，在近代有三种史观，即唯人、唯物、唯文三派。其中，生物学者与种族学者属唯人，地理学者与经济学者属唯物，文化学者与哲学家属唯文。由于近代学科门类划分较细致，内容又日趋复杂，导致学问上顾此失彼，学术上党同伐异与偏执固执。因此，要纠正该偏差，就必须要有一个完全圆满的史观。为纠正学术研究偏差，潘光旦先生综合百家之长，提出了人文史观这一概念。它糅合了人类学、文化学、优生遗传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理论，提出文化发展动力综合说。 　　从人文史观产生的背景看，此处的“人文”与人文精神之“人文”差异甚大。后者之“人文”，其内核一般指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现实物质生活的肯定；二对个体精神生活和价值思考的反思；三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关注。”前者之“人文”，是一个复合性词语，即“人”与“文”是分离的，各有其含义。“人”，是指生物学或种族学上的人；“文”，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人”与“文”合二为一表达的是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人文史观认为，文化的发展是遗传、变异、选择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创造文化，同时文化对人又有塑造、熏陶作用。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文化的创造、积累要靠少数人的聪明智慧，在其创造与积累的动力源泉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或大众的诉求。〔4〕18-32要深刻把握人文史观的内涵，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文化的发展遵循生物进化的遗传、变异、选择过程。文化的发展过程自身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的文化从旧文化当中脱胎而来，在变异过程之中实现新选择的过程，这个选择属于社会选择或文化选择。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其类型或许不同，选择的标准与方向可能会变化，但选择的行为从未中断。〔4〕136-154不难看出，文化的变异与选择实际上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的过程，也是新的文化价值系统重建的过程。这是人文史观的核心内容。 　　第二，实现文化变异、选择，即文化发展更新的主体是人。人既创造文化，又积累、传承文化。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文化的创造是关系的主体。当然，这里的人不是泛指任何个体的人，而是指有能力进行文化创造的文化精英。 　　第三，文化遗传，是指人在积累、传统社会文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人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模铸，任何社会意义上的人，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即人的行为必然受文化势力的支配。同时，其行为又受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如智力、性情、脾气等。文化遗传所塑造的文化背景大致相同，而个人的命运却往往大相径庭，可见遗传因素对人的影响不能小觑。这里的人，泛指的任何个体，具有普遍性。 　　第四，人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受生物遗传、平生遭际、文化遗业三要素的制约。〔4〕27在这三要素之中，生物遗传是最基本的要素，即要具备较好的生物因子。平生遭际，毫无疑问，指的是个人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文化遗业则如上述所指，是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外在的社会客观条件。普通人往往受到自己所在客观环境的限制而束缚了手脚，随环境随波逐流或变成了环境的牺牲品，而少数人却往往能够不受其羁绊，能跳出该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