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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王世贞词学观 　　一、论词的起源 　　词体的起源众说纷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词者，乐府之变也”，王世贞将词视作乐府的变体，从二者文体的继承上来看，这种观点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实不敢苟同；若从二者文体和音乐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词与乐府之间倒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此外，王世贞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词”的产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这一点在《曲藻》中更为具体，“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有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王世贞首先肯定了词的文体地位，而非视之为“诗余”，指出诗、词、曲的递传擅变，并非一个诗体相互取代的过程，而是每一诗体因其所赖以存在的音乐的消逝而在新的时代无复再见盛时的光彩，无法与新兴文体抗衡。 　　词是一种配乐演唱的诗体，应乐而生，配乐而歌。词的产生与发展与音乐分不开，与词的产生有密切关系的是唐以来逐渐兴盛的燕乐，而非与乐府相关的清商乐，二者属于不同的音乐系统。王世贞认识到音乐在词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未能看到清商乐和燕乐的区别。另外，在词的起源时间上，王世贞认为词产生于隋，“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关于词的起源时间这里暂且不讨论，但其所依靠的根据却存在很大漏洞。首先，“望江南”并非词调名，而是一种句式长短不齐的乐府诗，和后来产生并逐渐成熟的对音乐和声律要求极为严格的词并非一事。另外，词有严格的平仄和声韵要求，而在隋炀帝时，诗歌的声律规则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尚未成熟，更没有自觉地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一直到盛唐初期，才出现自觉运用声律的律诗。自觉应用到词曲中则一直到晚唐，刘禹锡提出“依曲拍为句”才将词的创作和音乐及声律联系起来。从声律的角度来看，词的产生也不可能在盛唐以前。 　　二、论词的体性 　　王世贞在论词的体性上多从词的语言和风格上论述，并未从音乐的视角来展开。 　　古代文人皆以诗为正统，以词为“卑体”、“小道”，认为“诗庄词媚”，往往不屑为词，视之为侑酒佐欢之具。尤其到了明代，词学衰弊，词作较少，成就不高，文人不屑为词的情况尤为严重。杨慎称词为“小技”，“填词虽于文为末”。陈霆也说“词曲于道末矣”。俞彦则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在对词的态度上，王世贞则显示出其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识。他不反对“诗庄词媚”的分野，视婉约为正宗，但并不认为词和诗在体格上有高卑之分，“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嘽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王世贞看到了词和诗的不同，指出了词在当时不受文人重视的现状，并且从风格上分析原因，“《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语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诗人不为”是因为其“婉娈而近情”、“柔靡而近俗”，会使诗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返。也正是因为有上述的文体特征，才使得词体文学能够独立于诗文之外，“别是一家”，有其特殊的写作规范。“填词小技，尤为严紧。” 　　和其他传统文学体式一样，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明代文学观念中感性化、享乐化、世俗化倾向的巨大影响，整个词坛被一股轻绮婉约、香艳鄙俚的风气所笼罩，从而形成了崇艳尚情、以香弱为本色的词体观。王世贞从词学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看待词体，并不否认词作香艳、柔靡的特征，如“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荃，盖皆取其香而弱也”?豘，指出词体柔靡的特征；“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襜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看到词体香艳的特征，并且分析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语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认为词在产生的过程中，受到六朝浮靡文风的影响，《花间》、《草堂》的语言、意境实出于六朝诗文。客观地讲，在花间派笼罩的晚唐五代词坛，香艳、柔靡的词风的确一直是主流，这一点现在基本已成定论，仅从“花间派”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语言从魏晋六朝才开始逐渐变得精美而华丽，这为词的产生作了语言上的准备，这一点在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就已经认识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王世贞的这种观点还是相当公允的。 　　王世贞认为香艳、柔靡是《花间》、《草堂》的风格，也不否认这是词体的特征，但并不将其作为词学的最高审美标准。他认为“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应该“婉转绵丽，浅至俊俏”。如其在评苏轼词有爽语时说“其词浓与淡之间”。在他看来，《花间集》风格过于温软，并且缺少完整的意境。代表作家温庭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