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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席勒美学中的自由观念 　　内容摘要：自由是贯穿席勒美学思想始终的概念。席勒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认为其来源于人的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并希望借助希腊文明来回复人的完整性。席勒认为只有通过审美，人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他提出“美育”理念，呼唤“游戏冲动”，极力推崇艺术的教化作用。但席勒仍未跳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窠臼，过分推崇由理性法则决定的意志，远离了人真正的存在。 　　关键词：席勒 美学 自由 意志 　　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谈及席勒的理论和创作时认为，“席勒的悲剧理论建立在一种自由观念的基础上，以反对权威为原则；悲剧不在于苦难的展示，而在于体现人对一切压迫的反抗，是人坚持一贯的自由意志与它的对立面――外部事物的阻碍和自身自然本能的冲突斗争；与康德相比，席勒的自由观念又更侧重“选择”的重要性，人可以选择遵循自然或按绝对命令履行职责。”[1]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去寻求自由，是整个德国古典美学的精髓。在席勒的美学思想中，“自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在其整个美学思想具有奠基作用。承接康德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自由观，席勒以恢复人性的自由完整为目的美学观念对之加以延伸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要点：美是自由的形式或象征。 　　一.追询自由 　　西方“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和确立，是伴随着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宗教的衰落而启蒙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话语构成。席勒处于一个高扬人的理性自由的时代，自由是其第一理想。按照以赛亚?柏林对席勒思想的分析，人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蛮荒阶段、蒙昧状态和第席勒所希望和向往的第三阶段――“一个人性的联合体，激情与理性联合在一起，自由与需求联合在一起”。[2]在席勒看来，这一阶段的人免去了物质的片面性和道德的片面性，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这才是人性的最理想状态，是人获得内心自由的状态。 　　席勒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认为这种自由表现为一种全面发展的完整性，来自人的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然而“合理化”一旦成立，个体的理性就已受制于“合理化”本身。在这样“国家”中，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被截然分开，变得泾渭分明。承载“理性”的人，则裹挟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的洪流中，庸碌麻木，丧失个体的存在与自由。鉴于此，席勒指出：“正是文明自身，才给近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3]人性本应是和谐完美的整体，此时却沦为可悲的“碎片”。所谓文明不仅未能给社会带来人性的完整自由，反而严重破坏了人性中原有的内在和谐与完整，也导致社会本身陷入野蛮和颓废两个极端。一言以蔽之，异化成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危急存亡，席勒对异化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并努力寻找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弊端的方法。在他看来，惟有审美才能拯救人性，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美的文明”世界来取而代之。席勒力图以希腊世界的“完美人性”为尺度，来解决近代社会人性“分裂”的问题，让人从异化的困境中脱离。他说：“我们有义务通过更高的文明来恢复被近代文明所破坏了的我们天性中的这完整性。”[4]席勒向往古希腊那种人与自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的生存状态。那时“希腊在人道中还没有丧失掉自然，所以在人道以外遇到自然，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也没有迫切的需要，要去寻找足以见出自然的对象。他们还没有自己和自己分裂，因而自觉为人是快乐的，所以他们坚持人道为他们的大原则，使一切都接近这个原则”。[5]在席勒眼里，古希腊时代人与外在自然还处在统一体中，人的内在自然（感性和理性）也还没有分裂，人们还可以在自己的感性行动中充分体现理性的力量，把平静的自然转化为活动的自由。 　　启蒙运动者把昔日的偶像和神灵移出庙堂，而把理性安置其中，人性的最高准则变成了理性。然而当理性由目的走向功利、由功利变为工具时，只会产生单向度的人。历史上，人的本真自由与文明总是亦步亦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每向前迈出一步，人类自由也向前发展一步，相反地，自由可能倒退许多。在席勒看来，人性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审美的人而非道德的人，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故而他特别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 　　二.美与自由 　　与启蒙运动要求建立普遍的理性原则不同，浪漫主义强调个体内在的精神需求，极力推崇艺术的教化作用，反叛和颠覆各种盛行的“普遍性”要求。18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高度发展，却面临着人性分裂和精神丧失的双重困境，美和艺术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此时就显得弥足珍贵。席勒赋予艺术以全面改造社会和人的功能。他认为，在功利主义的强大冲击下，艺术的领地被科学侵占，慢慢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意义，变得黯淡无光。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艺术才能彰显事物的本质，呈现被遮蔽的意义，让人认识到“最广义的美”。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席勒在《审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