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炳《诗识名解》的治诗特点.docVIP

论姚炳《诗识名解》的治诗特点 　　摘 要：清代康熙时，程朱理学一度占据官方意识形态主流。姚炳能跳出此藩篱，治《诗》表现明显的汉学倾向，对《诗经》博物学乃至乾嘉考据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姚炳;诗识名解;推寻诗义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05-02 　　姚炳，字彦晖，浙江钱塘人，康熙诸生。生平事迹不详。著有《荪溪集》《诗识名解》等。《诗识名解》十五卷以鸟兽草木分为四门，未有虫鱼，共涉及273种名物。先列所考名物，继引各家之说，并分析异同，辨别是非，最后姚炳断以按语。该书有康熙四十七年听秋楼刻本、四库全书本、丁氏八千卷■抄本、嘉庆二十二年校修刊本等。《诗经》名物研究，自三国时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始，历代不乏名著。《诗识名解》能推寻诗义，有益经学，四库馆臣曰：“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1]，毛奇龄称此书“考据之博，辨析之细，辨名物而义行其间，比类所及，必与六艺相证明”，虽体例不备，然“视蔡卞《名物解》、许谦《名物疏钞》，固无愧色也。”[2]可以说，《诗识名解》是名物考证史上重要的成果。 　　康熙朝，程朱理学一度占据官方意识形态主流，经学复古方兴未艾，汉宋兼采成时人研究经学的重要思想。姚炳受时代风潮影响，《诗识名解》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是大量引用文献考证，同时佐之以目验。如卷十“游龙”，《释草》以为红草，《广雅》以为马蓼，姚氏引《本草》、陶隐居证明游龙非马蓼，只是与其相似而大者，又名水红草。又依《诗》中以游龙与荷花并举，否定了游龙为山木之说。姚氏并不满足于有大量文献证明，而是深入田野，仔细考察实物。“今水红，俗呼红蓼。”最后再因名责实，进一步论证游龙即水红草之说，姚氏：“游以水言，红草生水中，随风荡漾，若泳游然，故谓之游龙。”[3]这样姚氏不仅广泛征引文献、目验，而且通过以《诗》证《诗》和循名责实的方法考证名物，论证充分，使人不得不信。姚氏认为，尽管名物考证有时可以得益于目验，但绝不可以今而泥古。如卷七《召南?采■》之“■”，古来众说纷纭，《释草》以小者为萍，大者为■;郭璞混为一物，以为水中浮萍，又名漂;《韩诗》以沉者■，浮者■;郑樵以为■即萍之大者，皆不可食。姚氏否定了郭璞、郑樵之说，肯定严粲“■可养鱼，而不可茹，萍可茹”的观点，同时又引《左传》■蘩蕴藻之菜可羞鬼神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可糁蒸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之说，证明■可食。姚氏认为尽管今世未闻有食■的，“要不可以今而泥古也。”[3]420姚氏不仅能广引各家文献，而且能辨别异同，断以己意而不盲从。姚氏常用“按”“今按”“愚按”“愚谓”“谓”“愚则谓”等词语表示自己的论断。如卷三《周颂?小毖篇》“桃虫”条，先引《释鸟》谓之鹪，姚氏辨之其非鹪鹩。郭璞谓之鹪，陆玑以为今鹪鹩，误也。郑氏谓鹪之所为鸟题肩或■，因《传》附会。在引证各家之说后，姚氏断之己意，愚谓。 　　“《尔雅》列桃虫于鸟部，则固是鸟无疑。但以其亦有虫称，故借以为说。犹云：问其名若为虫，睹其飞则维鸟，不可因其名而忽之。如武庚本为孤雏，乃能挟奄徐诸国以叛，事理之难测如此也。”[3] 　　如卷十五《大雅?绵》之“■”，郭璞以为白■，陆玑以为柞，时人称为白柘。郑樵以为山柘，《通志》以为柞的别名，姚氏据《绵》《皇矣》《旱麓》驳斥■即柞的说法，最后阐明己意，愚谓：“■与柞自是二木，■而称朴固是丛者，凡丛生之木未必能高大，若枳棘类可验。”[3]540这种实事求是，重视证据，同时又不泥于证据的做法，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二是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反对以文害辞，改字曲解。如《周南?葛覃篇》之“黄鸟于飞”，黄鸟有搏黍、离留、栗留、黄莺、黄鹂诸名。姚氏认为：栗离，声之转也。离鹂，字之讹也。黄莺，取其声也。黄鸟，从其色也。搏黍，因其时也。若仓庚、商庚、■黄、楚雀，恐别一族，否则《尔雅》不应复列。如马陵，车前，车前，■诸条，皆连类相释，此何不类举而释以黄鸟耶。其谓黄鸟即仓庚者，以《释鸟》文，又有仓庚、黧黄之语，讹黧作■，遂以仓庚为■黄，因以■黄为黄鸟，一误再误。最后，姚氏警告读者在阅读时谨慎审之。[3]320姚氏反对以文害辞，改字曲解。姚氏云：“以文字害辞，说诗之大病也”[3]539。《小雅?四月》之“■”，姚氏认为学者以■为■，是因其丛生卑小且与■相似之故，女桑谓之■桑也是如此。但是何元子据郭璞说，赤■好丛生山中，则非隰地所有，疑《尔雅》以女桑为■桑。又以《诗》亦云“隰桑有阿”为证，姚氏认为此语尤诞。因为“《诗》多以山隰对言，如枢■栲■漆栗之类，不必定是言山者非隰有，言隰者非山有也。且《唐风》云‘隰有■矣’，而《小雅》云‘北山有■’，若以山隰之义泥之，不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