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哲学儒学诠释的两种形态-中国社会科学网.PDFVIP

经学与哲学 ：儒学诠释的两种形态 景 海 峰 从诠释学的理路，而不是既有的思想史或儒学史的方式，我们大致可以把儒家经典诠释的形态区分 为两种：一种是围绕着文本的注疏式理解，意义的生成和扩展也是在字斟句酌的解释之中完成的；另一 种即观念的演绎，文本只是作为材料被不断地选取并加以阐发。前一种方式较为符合古典知识相对封闭 的传承要求，而后者则充满了现代性发散与扩张的色彩，由此形成了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自由穿梭态势 和观念的交织与叠加。宗教传统宣教式的经院哲学和古典儒家的经学形态，比较接近于第一种方式，而 近代 以来的系统哲学创造则大大地充实了后一种做法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发展及其思 想内容的扩张，主要是通过经学形式来实现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性的不断浸润，其 选择的方式才有了多元化的可能，并且在哲学创造的形态之下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和发展。作为经学的儒 学和作为哲学的儒学是儒家诠释的两种基本形态，就具体 内容而言，它们各 自的形式又可以是多种多样 和丰富多彩的，这里只是 以宏观类别来概言之。 作为经学的儒学 从诠释的角度而言，经学是一种延续和扩展儒家知识的方式，而不简单是一门学问，更不是一个思 想流派 。 儒家作为远古三代文化的继承者和整理者，其学脉植根于华夏文明的源头深处，其思想的创辟也依 赖于远古文明所积累下来的各种遗典。 《庄子 ·天运》记载有： “孔子谓老聃 日： 丘‘治 《诗》、 《书》、 《礼》、《乐》、 《易》、《春秋》六经。”’《礼记 ·经解》所言 “六教”，亦本之于这六种典籍。可见远古 文明的遗产是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对这些原典的不断阐释构成了儒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围绕着这 些经典，历代儒家人物结合 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不断地抽绎出可解释的各种元素来，绾结为新的意 义，使凝固的文字变成了永不枯涸的灵动精神之源。正像诠释学家特雷西 (D．Tracy)所说的： “经典 性文本透过其效应史向外延伸，最终被另一时代的另一解释者所接受。解释者则不断向前拓展，不断穿 越对经典文本的前在理解和既定期待。文本和解释者相互作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无从避 免。”…这些文本的可解释性和宽广的解释域来 自于它的原初性，人类文明的基本话题和源头之处的凝 思，基本上都涵容在了这些表达之中，这构成了经学厚实的基础。因而，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儒家经学 不同于诸子之学，它的目标是文明基础的永固性和恒久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 “常道”。早在汉代， 《白虎通》即训 “经”为 “常”，以 “五常”配五经；刘熙 《释名》亦将 “经”作为常典， “如径路无 所不通，可常用也”。l2后来的儒者在讲到经学的意义和经书的道理时，也强调这只是人伦 日用之事， 如布帛菽粟、穿衣吃饭，须臾不可离也。即使在经学已经完全解体的现代，熊十力先生于 《读经示要》 (1945)中，还是在反复讲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的道理。他说： “今夫沙漠厚积而伏流潜奔，重阴蔽 12 《哲学动态》2014年第 4期 天而太阳无损，风雨如晦而鸡鸣不已。常道不绝于人心，辟如鸡鸣开旦，风雨不可常也；太阳赫赫，重 阴不可久也；河海洋洋，沙漠非能障也。经者常道，万理之所汇通，群学之所会归也。世际明夷，人习 于肤浅而不究本源 ，则以为西学输入 ，吾之经学已无立足处，岂有识之所能忍哉 !”L3熊十力认为中土 学术，可分为义理、经济、考据、词章四科， “言中学，则四科摄尽；四科之繁，可以六经摄尽”。l4这 和马一浮先生 “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说法，庶几相近 ，可为呼应。 作为 “常道”的 “经”，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扩展性，可以释解一切问题，因为原初经验世界的全 部积累都提炼和浓缩到了这些文字记忆当中，作为处世的根本原则，它能够应对各种千变万化的事项， 所谓 “以不变应万变”，即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 “宗”，这便是 “常道”。作为一般的训诫性原则，经 文一般表达得极为模糊，预留了非常广阔的训释空间，可供后人因时、因地制宜而用之。而历史人物、 事件的记述或制度等事项，则可以作比拟性的联想 ，用类推逻辑的方式去效法处理。但经文的思想浓度 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永久稀释下去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地扩容，即增加 “经”的 数量，所以从最初的六经就有了后来的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使得 “经”本身能够持续地保有足够 的思想张力。需要强调的是，量的增加只是巩固经典强度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思想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