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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殷商时期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本属西方社会学范畴，或谓社会经济形态（简称社会形态）、社会阶段、社会性质等。[1] 　　据说，上世纪的1931年初，学界以《读书杂志》为首，发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其中，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成为首要问题。当然，因时代匆匆而未能深入研讨，终不知其详。 　　 　　至上世纪50年代有了论断，即“殷商奴隶制社会”。（若有可讨论者，即奴隶制是否包括周秦乃至汉魏。）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见于范文澜所著教本中的“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它以西方科学的革命经典理论为基础，指出“奴隶制度时代――夏商”“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指出“东方新起的商，生产力比夏进步……这个王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面……奴隶主阶级驱迫奴隶从事劳动生产，自己凭借武力享受着奢侈放荡的富裕生活。”[2]范的另一著作又指出：“原始社会获得了新的生产力，绝对必然地要产生阶级壮会，产生出来的一般是奴隶社会，但有些可能是封建社会。”[3] 　　至上世?o60年代初，侯外庐主编《中国哲学简史》，1979年更名《中国思想史纲》。其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中说：“我们可以认为，从夏代到商代这几百年的历史，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为奴隶制国家……夏末商初，黄河中下游的居民大都带上氏族制的残馀，逐渐进入了奴隶制社会。”[4]相继印行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也有称“商周奴隶制”的，如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其第四章标题即为“商周奴隶制国家”，“……但商代奴隶制的具体情况，还缺乏足资说明的直接材料。甲骨文里有‘?’字。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认为这是日下三人的象形，是农民在太阳下面辛苦操作的形象，因而就说这是农业生产中的奴隶……一般的解释，认为用以殉葬和杀祭的人，都是奴隶。这些解释都有很大的推测成分”。[5]由上述可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殷商奴隶制社会”已成定论。那是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在努力学习……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白寿彝本书《题记》） 　　本文以为，只就以上理论而言，也可见继续“探索”的必要性。为了对“殷商是奴隶制”的重要结论进行再商榷，有必要对殷商之前的五帝及夏世文明进行再分析。 　　五帝与夏世文明 　　从文化史看，西方各国多将他们的社会演进分作古代、中古与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发展，应自有其道理。而我国的文化史，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建立后的1918年作《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为阐说其“知行”理论时说道：“夫以今人之眼光，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6] 　　 　　这样，若中西相较，则民国成立前，我国实停滞于（封建）文明阶段。民国初创，尚亟待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孙中山先生说：“旷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则文物已臻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7]《孙文学说》论“知行”，须臾不离时代历史，更强调、呼吁国人对中华精神的觉悟。这里，可以明确理解：此“退步时期”尤其指秦嬴氏开启的两千余年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实即所谓秦汉魏晋宋元明清王朝兴替的历史。就精神文化为主的历史文明进程而言，商、周应属进步时期。 　　关于商周时期的物质经济文化方面，《孙文学说》第二章有所论及：“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大备矣……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8] 　　按“孙文学说”，殷商属文明时期，商周交替之时实为“文明再进文明”。这里有必要探讨，商周交替之前，或谓殷商及其前的历史文明又属何种“社会形态”？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形态”一词既渐为历史、社会学著文所习用，今天自应用以探讨社会历史。 　　我们知道，商前是夏，夏之前是五帝时代，即约在公元前26至前22世纪的黄帝、颛、帝喾、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纪》：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可见当初各部族之尊轩辕为领导，以其能征不平而度四方，普及春秋节候而教民以农事，是部族中勤于天下的头领人物。 　　《五帝本纪》此后说颛顼、帝喾，再后说到尧帝：“贵而不骄，富而不舒”，“百姓昭明，和合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最后说到舜：“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