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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婚骗行为性质认定及相关问题探究 　　【摘 要】“婚骗”作为一种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诈骗手段广为人知，一直以来，在司法实务中，“婚骗”频发、手段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大。而与此同时，由于“婚骗”行为具有手段多样化、主观难以认定的特性，致使很多情况下难以也不宜将其用刑法进行规制。文章将主要从社会中常见的几种“婚骗”手段入手，对不同情况下“婚骗”行为的性质认定提出拙见。 　　【关键词】诈骗罪；婚姻诈骗；恋爱诈骗 　　恋爱或婚姻关系中的诈骗行为（以下简称“婚骗”）在法律中并无定性，而是作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一种诈骗手段而广为人所认知的。一般民众认为，只要是在建立恋爱或者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对己方的信息进行了隐瞒或编造、在关系持续期间基于不真实的理由索要钱财的，或者虽没有进行信息欺诈但未按对方期待建立身份关系等，都是“婚骗”，需要受到刑法规制。 　　近年来，各地“婚骗”案件频发，手段层出不穷，社会危害性大。根据对诈骗罪加害人构成的不完全抽样统计显示，在100个诈骗案件中，使用假结婚、恋爱型手段进行诈骗的加害人占总人数的3.3%，在农村这个比例更高。可见，使用假结婚、恋爱的手段进行诈骗是诸多诈骗手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而实际上，在传统刑法中，并无“婚姻诈骗”的概念或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论界对于此研究也付诸阙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也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致使判决结果产生了很大的不稳定性。本文将基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浅谈不同情形下的“婚骗”行为，并对其性质认定提出拙见。 　　一、常见“婚骗”行为之定性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阐述较为简要，综合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关于诈骗罪的五要素说，审判实践普遍认为，一个行为如果需要构成诈骗罪，则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1）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并且以不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2）客观上，行为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性手段，使对方产生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造成行为人取得财产，受害人受到财产性损害的结果；（3）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精神、感情、人身自由等不能作为诈骗罪的客体；（4）主体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不能构成诈骗罪的主体。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涉及人的情感的恋爱与婚姻关系中，出于人的本性或多或少都有欺骗行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往来也属于正常情形。因而要考察一个所谓的“婚骗”行为是否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则需要综合考量其性质是否符合上述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此，笔者将先浅析几种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并按诈骗罪进行定罪量刑的“婚骗”手段，并基于这几种手段对“婚骗”的定性与处理提出拙见。 　　（一） “放飞鸽”型婚骗 　　“放飞鸽”是利用女性为饵、以结婚为名诈骗钱财的手段的俗称。其具体的行为模式是：行为人利用一些农村男性因条件限制找对象困难又急于结婚的心理，利用被拐卖妇女或雇用一些女青年，让寻找对象的人认为可以与女方建立婚姻关系而支付一定的钱财，后唆使或帮助被称为“鸽子”的女青年逃走，再进行下一轮的诈骗。该模式多发于农村地区，尤其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交通较为封闭的地区，男方身体或精神上存在缺陷的家庭也多为受害对象。 　　此种情形的“婚骗”，无论是在学理还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其构成诈骗罪并无太大争议。此种手段的整个过程，行为人主观目的为不法取得被害人的财产，使用了诈骗的手段，同时被害人基于能够与对方建立婚姻关系的信任而交付财产，满足诈骗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尽管在我国人身自由与身份关系不能够买卖，且被害人可能构成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但是仍不阻碍行为人的“婚骗”行为构成诈骗罪。 　　（二）“黑中介”型婚骗 　　“黑中介”是指为了赚取利益骗取财产，与被介绍人合谋、或明知被介绍人提供的是不实信息仍将其作为真实信息提供给服务对象的婚姻中介机构或个人，致使服务对象基于不实信息而对被介绍人产生错误评价，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财产损失。此种手段多发于城市，具体表现为被介绍人使用虚假身份，在与对方交际的过程中索要礼物、借取少量钱财，后寻机会或借口分手，再将骗得的钱财与中介机构分成。虽然单个受害人的涉案金额不多，但受害面积广，且极易对受害人造成精神伤害，社会影响恶劣。 　　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基本可以认定被介绍人并无与被害人建立身份关系的意图，其主观动机为骗取被害人财产，其实施欺骗行为与对方交付财产的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被介绍人构成诈骗罪并无争议。与此同时，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黑中介”，由于其对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具有帮助作用，甚至是对诈骗的成立起到了主要作用，介于单位不能构成诈骗罪，所以“黑中介”的主要工作人员及知情人士也应该作为诈骗罪的共犯，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假订婚”型婚骗 　　“假订婚”是指行为人表示愿意与被害人结婚，在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后，以结婚需要礼金、订婚钱、女方金银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