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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观点来思考语文教育问题 　　在语文教育史上，从古代开始到现代一直存在很多针锋相对的观点，从古代的“性善论”、“性恶论”之争到现代的“工具说”、“人文说”之战，争论双方互不相让，总是力图用自己的观点去统一和“征服”对方的观点，但均未获得成功。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用哲学的观点来思考和解决语文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争论其实就是某个哲学命题的两个方面，“论战”双方往往只看到了矛盾的对立性，却没有考虑到矛盾的统一性，这也恰恰是他们失败的根源。下面笔者就试着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语文教育史上的几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以期在语文教育同行中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关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 　　 　　中国文化素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这一传统大概从孟子和荀子时代便开始了。本来孟子和荀子均师从孔子的学说，只不过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而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当孟子当年提出“性善论”时，荀子便立即提出“性恶论”与之针锋相对。孟子认为：人天性是善良的，并认为人先天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荀子则认为：人的天性生来就是恶的，因为人性中生而就具有“好利”、“好声色”等不好的情欲。 　　马克思主义对人又是下的怎样的论断呢？马克思对此曾深刻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强调：人是动物性和社会性同时具备的高级动物。有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孟子和荀子的观点：荀子主张“性恶论”是因为他看到了人天生就具有动物性（即自然属性），而人的动物性当然表现出来就是“好利”、“好声色”；而孟子呢，对于初生的婴儿则是看到了他（或她）的社会性（即社会属性），由于初生婴儿刚生下来，未受后天不良环境的影响，故“人性本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当然，辩证唯物主义者同时还认为“近墨者未必黑”和“近朱者未必赤”） 　　所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荀子和孟子都有正确的成份，但又都有不足之处。荀子应当承认孟子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因素”（即社会环境和后天教育对人的“改造”、教化功能）；而孟子应当承认荀子的“人先天就具有动物性”，这样这种争论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孟子和荀子两位语文教育大师的“论战”，一旦我们运用哲学的理论，便可将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观点统一起来，同时他们的激烈争论也加深了我们对“人性”这个命题的深刻认识。 　　 　　二、科举制度和中国的科学技术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古代语文教育的集中体现。“科举制度”和“科学技术”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命题，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下，正是科举制度打破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的动态哲学平衡关系，科举制度严重束缚了当时读书人（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的思想，扼杀了古代中国人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也影响了当时已有科学技术的传播。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诸子百家争鸣、学术百花齐放”。事实上，这种兼容并蓄的社会政治环境对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和汉代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则是直接断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源头。如果说历史上的这两次“反动”的文化政策是对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技术的两次重创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科举考试则是彻底毁掉了中国古代的科技，原因如下： 　　1、明清科举考试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而缺乏想象力要搞活科技几乎是不可能的。伟大的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想象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由此可见想象能力的培养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科举考试制度像吸尘器一样几乎吸收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精英人物，因此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优秀人才可用来搞科技创造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却严重阻碍了明清时期的科技发展。当今中国那么多的优秀学子争着去做公务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蹈那段历史的覆辙。 　　因此，从发展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秦始皇、董仲舒还是朱熹都是千古罪人（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他们的主张对维护当时的统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今天的我们同时又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重视科学主义，不注重人文学科，从而导致人文精神的普遍缺失。前些年社会上喊得甚嚣尘上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走另一个极端的有力佐证。现在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二者不可偏废。 　　 　　三、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