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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土著儿童早期阅读项目实施及其启示 　　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早期读写能力是影响儿童入小学后学业成败的重要因素，贫困或少数民族儿童入小学后在学业上的失败与他们对主流语言体系及其文化理解和运用困难有较大的关系。如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认为 ，“在各种方言的复杂世界中，贫困儿童或少数民族儿童也许有更高水平的叙事结构以及推理能力和更熟练的句法。但是，语言是阶层、种族、民族和教育水平的一个便捷标志。这些儿童被剥夺了旨在理解教师和书本所说内容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和惯例（conventions），导致他们缺乏使用抽象语言的经验。”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为降低贫困或少数民族儿童学业失败的比例，除加大资金投入之外，也开展了一些旨在促进民族儿童早期阅读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 　　一、 澳大利亚土著儿童阅读能力现状 　　据2000年统计，澳大利亚有1920万人口，其中主体民族是英国及爱尔兰后裔，占74.2%，土著居民占2%，约有38.4万人。促进土著民族及其教育发展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府关心的问题。为进一步缩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差距，提高土著居民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程度，澳大利亚政府于2000年出台了《土著民民教育（目标援助）法案》，2004年对此法案进行了修订并实施。该法案不但指出政府要逐年增加对土著儿童学前教育经费的整体投入，还特别设立专项资金资助母语为土著语的儿童学习英语。《法案》要求土著儿童获得与澳大利亚同龄儿童相同标准的技能，提高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技巧。2000年3月，澳大利亚在IESIP（Indigenous Education Strategic Initiatives Program）的影响下，出台了《国家土著民英语识字和算术发展战略》（National Indigenous English Literacy and Numeracy Strategy），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使土著学生与其他澳大利亚学生在识字和算术能力方面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为教育提供者达到这一目标增加了额外的拨款。 　　2012年澳大利亚开展的全国性的学生识字与计算能力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for Literacy and Numeracy）发现，澳大利亚非土著的三年级儿童中仅有4.4%的儿童，其读写水平低于全国标准，而同一年龄段的土著儿童却有36%的儿童，其读写能力未能达到国家最低标准，并且这一比例在农村地区高达58%。调查还发现，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76%的三年级土著儿童的读写能力未能达到国家最低标准。土著儿童识字能力较低的现象对成年土著居民的经济、社会和健康造成了持续负面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儿童教育专家开展了旨在提高土著儿童早期识字能力的具体计划，为缩小土著儿童与非土著儿童识字能力的差距进行了有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二、澳大利亚土著儿童早期阅读项目的过程与模式 　　（一）项目实施过程：两个阶段 　　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澳大利亚北领地国家应急法案》（Northern Territory Emergency Response Act 2007），该法案为北领地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选取了六个附属于小学的学前教育机构开展早期阅读的学术研究。该研究试图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在原住民社区工作的非土著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土著幼儿顺利适应小学教育？第二，从西方学的视角来看，如何基于土著儿童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来让其获得阅读官方语言的能力？第三，如何从项目中总结成功与不足来支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三个问题，研究通过两个阶段展开。 　　第一阶段：项目实施的前期准备。该项目正式启动前，项目组中一位非土著的女性协调员用了6个月的时间和土著社区中有权威的长老进行了沟通，沟通的内容包括了项目的核心思想和实施步骤。通过与土著长老的对话，项目组对土著民族的文化与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制定和实施项目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但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与文化，而且还应赋予土著长老更多的权利，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在获得土著社区长者的支持后，各土著社区的民族首领与项目组领导聚集在选定的幼儿园会谈，通过双方的深入交流，项目参与者们能更好地理解早期阅读项目的价值和存在的挑战，并根据土著居民一些特别的要求来修改项目实施的计划。 　　学者们认为，项目实施要充分考虑到土著居民的文化，不能把项目实施变成一种殖民行为。因此，该研究项目努力满足了当地居民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参与阅读和识字教学能力培训的幼儿教师不需要离开所在的社区；第二，参与早期阅读项目的幼儿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