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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人品与文品关系多维度探讨 　　摘 要：潘岳是西晋文坛上成就突出的作家，但因史书对其“焦躁不已”、“望尘而拜”的记载，其人品与文品一直为历代大多数文人所诟病。本文从多维度探讨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潘岳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研究其作品文本内容，认为长期以来对潘岳人品与文品的评价有失公允。其文学作品反映出他的理想抱负和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以及他的正义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后期他所为人不屑的逢迎和讨好权贵，是因魏晋文人生命意识在社会现实与理想追求属域的介入，此时潘岳的人品与文品在超越生命意识上统合而呈现出一致性。人品与文品在这个层面上属同质异形现象。 　　关键词：潘岳 政治背景 人品 文品 生命意识 　　 　　潘岳是西晋文坛的著名作家，因为史书对其谄事贾谧、参与构陷愍怀太子之事的记载，后世对其多持批评态度。元好问取“望尘而拜”事件，从“心画心声总失真”的角度出发，认为《闲居赋》失真，否定了潘岳的人品和文品。事实上，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很复杂，涉及多因素、多层面的问题。任遂虎《分层析理与价值认定》一文认为：“在人文关系中，有必然性的对应域，因之要定点论；有或然性的对应域，因之要两点论；有外力牵引域，因之要外点论；有价值导向域，因之要重点论”[1]。对潘岳“人文”的对应关系也应分时期、分层次、分领域地加以剖析，同时要用魏晋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把潘岳不同属域的“人文”关系做一统合，以求对潘岳的人品与文品有一全面的认识。 　　一、潘岳人文关系中的必然性相关域 　　评价古人人品的优劣以及“人文”关系中能“以人观文”或“以文观人”的属域，最主要的准则是看其在人文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情况下，所反映出的关注对象和思想主旨下的行为。不同作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思想内容的多样性，如何抛开作家所处的复杂背景找准这一属域就成了关键，这必须深入到人文关系中的必然性相关域。按照任遂虎的观点：“所谓必然性相关域，指的是文、人之间在知性、气性层面的联结。知性主要指写作主体的智力因素和学识修养，包括智商、灵感、观察、记忆、思维、想象、知识阅历、学养诸多因素。气性主要指主体的个性气质和才情志趣，包括秉性、天资、个性、爱好、特长、志向、才思、兴趣诸多因素”[2]。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潘岳知性方面的学识修养、知识阅历与气性方面的爱好、志向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对我们看清潘岳其人与关注对象、思想主旨方面的对应关系是最直接、最清晰、最真实、最自然的。在此属域，文品中所反应出的关注对象、思想主旨与人品也是必然对应的。下面，从潘岳所处的政治背景与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关注对象及为人处世等最基本的方面入手，来看潘岳的关注对象与思想主旨，为潘岳“人文”关系及人品的定位提供依据。 　　（一）潘岳所处的政治背景及理想追求。 　　潘岳生于三国魏齐王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祖父名谨，曾为安平太守；父亲名芘，曾为琅琊内史；从父潘勖在汉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是建安时著名的文学家，曾在建安十八年著《册魏公九锡文》；潘勖之子满也有文才；满之子尼也以文章知名。潘氏一门从建安到西晋，俱以文学名世。潘岳在这样的家庭知性环境中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潘岳的成长环境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必然地会灌注到潘岳文章的构思当中去，从此也可以看出潘氏家族都是与文学和政治有情缘的。 　　泰始元年，十九岁的潘岳风华正茂，表现出不凡的才气与建功立业的胸襟。正在这时候，司马氏篡夺了曹魏天下，潘岳的父亲被任命为琅琊内史，他就随同父亲来到琅琊。次年，激情澎湃的潘岳写下了《沧海赋》，其内容洋洋洒洒，气势奔腾，用滚滚的江水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表达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约在泰始二年的下半年，潘岳借助自己的才气和岳父杨肇的举荐踏上了仕途之路。泰始四年（268）四月，晋武帝耕藉田，潘岳作了一篇《藉田赋》，文采富丽，很受人推崇，少年名高，于是招致嫉恨，此后潘岳滞官不迁达十年之久。 　　潘岳因《藉田赋》被妒忌还乡，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泡影，这使充满政治抱负的他深深地认识到政治的黑暗、官场的险恶、世事的难料，要想站稳脚跟做一番事业是不容易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而又受父亲对官场热衷的间接影响，潘岳立志跻身于官场，但此时理想受到打击，仕途遭到阻碍。潘岳的失意，反映出了看似待兴的西晋为文人打开一扇光明的仕途之门，让文人才有所用是不可能的。潘岳此时的受挫使文人只能重新认识黑暗的社会现实，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不得不低下头考虑可行的仕途之路。笔者认为，十年之后的潘岳为了仕途之路投靠贾谧是与对现实的重新考虑有关系的，更是迫不得已的。《狭室赋》记载了他在生活面前的困境。他怎能甘心自己的才华荒废于碌碌无为呢？同时潘岳深刻地认识到“仅凭自己的才情在魏晋这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