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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子是否编辑家论争引发思考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围绕“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论题展开了讨论，对拓展编辑史研究、加强编辑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论证各方忽视了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正面考据，没有把握好研究者思想与历史材料之间的平衡。回顾这场论争，重要的是挖掘经验，并把它当做我们今天研究的借鉴，推动编辑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孔子 编辑家 论争 编辑概念 “六经”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论题，学界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毫无疑问，将孔子引入编辑学领域，无论是在拓展编辑史研究方面，还是在强化编辑学科建设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仍然执著于“是”与“否”的判断当中，却未能将问题推向纵深。笔者以为，“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论争虽然为编辑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但执著于“是”与“否”的判断，使论争双方忽视了通过论争推动编辑学科发展的意义。因此，梳理论争各方主要观点，以作为反思编辑史研究的资源，便成为本文的旨要。 　　 　　一 　　1986年，《中国出版》第1期刊发了戴文葆先生的《历代编辑列传（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的论断：“从古代文化学术的发展经过看，孔丘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不仅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而且还应强调指出，他是编辑工作者的第一祖，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1］这一观点得到了从事中国编辑史研究的姚福申先生的赞同：“在孔子编‘六经’之前，中国只存在典籍，尚未出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书籍，所以将孔子视为我国书籍编辑的祖师爷倒是可以的。”［2］李光宇也认为：“我国最早的编辑工作当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因为他编辑的‘六经’，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书籍。史称孔子作《春秋》，故孔子为史学之祖，而孔子编‘六经’，故孔子理应为编辑之祖。我国编辑史当从孔子讲起。”［3］ 　　当然，这并不是对孔子编辑身份的唯一解释，有的学者就不这样认为，“孔子整理六经不同于后来的刘向校书，用现代语言来说，即还不具有编辑性质”［4］。对此，刘光裕的观点更加鲜明，他提出编辑活动的重要标志是“利用传播工具进行传播活动”，而“孔子的传播活动是面对三千弟子进行教学，这是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从事这类传播活动的不可能是编辑，而编辑是通过传播工具作间接传播，所以孔子并没有做过编辑的工作”。同时，他又从编辑应该居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这一角度加以论证，提出孔子所做的整理、编订工作“属于研究活动和著作活动，从性质上看不是编辑活动，他自觉地从事教学事业固然属于传播活动，但这不是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5］。他的这一看法得到王华良的认同：“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是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的两种社会文化活动。”［6］后者由此出发，认为孔子不是编辑家，而是著作家：“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孔子整理‘六经’时社会精神生产的一般特点，不是更应该把孔子整理‘六经’的活动看作是一种著述活动吗？”［7］ 　　这场关于孔子编辑身份问题的争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基本结束，论争双方虽然没能就此问题最终达成共识，但毫无疑问的是，论争本身扩展了我国编辑史研究的视野，使编辑学研究具有深入发展的可能。与此前阶段的编辑学研究状况相比较，其价值或许更大：“一段时间内，编辑学的研究，局限在编辑过程方面。两种编辑史观的出现，促使研究者探讨，编辑工作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怎样认识历史上的编辑工作与现代编辑工作的联系和区别，哪些值得借鉴等。其次，深化了编辑学的研究。比如关于编辑工作的起源，这是编辑学研究中一个较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从史的方面不能科学地界说，编辑学中其他理论问题的规定和论释，可能引起误解。这就迫使研究者深一个层次思考和探索。”［8］但是，站在历史之后反观这场论争，笔者以为，论争双方在相互辩论时，遵守了同一种思维逻辑：都将孔子究竟是否真的做了“六经”的编写工作的考证做了悬置处理，换言之，他们都潜在地承认了孔子编写“六经”的工作。而在此前提下，与其说他们在讨论孔子的编辑家身份，不如说是在讨论编辑的概念。 　　 　　二 　　“孔子是否编辑家”在编辑学界所引起的争论，其实并不单纯地指向孔子本身，论争双方对已有编辑立场的固守已经使他们将孔子的身份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关注的重心在于编辑学究竟在何种概念上才能成立。就双方而言，无论是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他们都认可了孔子的编书实践，分歧只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编辑的基本概念？孔子的编书行为究竟能否算得上是编辑行为？ 　　在对编辑概念的理解中，林穗芳认为：“收集和研究有关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针制定并组织著译力量实现选题计划，审读、评价、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