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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胡人在南方丝绸之路民间艺术交流中价值 　　〔摘 要〕胡人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在南方丝绸之路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骆驼载乐”汉画像展示的即是胡人与丝路民间艺术交流的场景。胡人有着与汉人迥异的形象，通过与汉人进行贸易、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对汉代社会影响巨大。胡人选择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巴蜀是基于“从蜀宜径，又无寇”的考量，胡人在与蜀人的贸易交流中带来了异域多样的艺术形式，与巴蜀当地的民间艺术交融化合，极大地丰富并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胡人；骆驼载乐；南方丝绸之路；和平交往 　　胡人，在汉代主要是指匈奴人，后来泛指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游牧民族，也泛指?h族域外的外族人。胡人是汉代墓室画像砖（石）、雕塑、青铜器、壁画等艺术题材常见的艺术形象，其造型表现多样，内涵丰富。目前在巴蜀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有“骆驼载乐”画像砖、巴蜀吹笛胡人陶俑等。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青铜人像、面具，虽然形象迥异于蜀人，但身份尚且未有定论，有可能是胡人或更远的外国人。下面以“骆驼载乐”画像砖为例分析胡人与巴蜀的关系。 　　一、“骆驼载乐”中的胡人形象 　　“骆驼载乐”画像砖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属东汉时期。四川是目前国内汉画像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画像砖最具典型性。“骆驼载乐”画像砖是一个独幅画面，长方形，运用浅浮雕加凸线刻、阴线刻等方法雕刻而成，线条勾勒清晰，凸凹有致，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立体美感。 　　画像砖中的胡人和骆驼的形象均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表现。骆驼昂首长啸，步伐大而矫健。骆驼前峰跪坐一胡人，头戴尖顶高帽，大眼高鼻，正卖力甩袖击鼓。从画面残损的情况看，驼峰上还有一个胡人与之对应，共同击鼓。 　　“骆驼载乐”画像砖中的胡人有着与汉人迥异的形象，“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多戴尖顶帽、着胡服等。这从诸多汉画像的人物相貌、衣着、神态、姿势及相互比对中可以看出，而且胡人对汉代的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显然，胡人和异域的文化不断地输入内地，统治者倍加追捧，上行下效且蔚然成风。胡人通过骆驼与汉人进行贸易、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往，当然也因领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战争纠纷，不过总体上看文明交往、友好交流远远多于争端。 　　二、胡人击打建鼓考究 　　“骆驼载乐”画像砖中，驼背上胡人击打的鼓不是一般的乐器，据考究属于建鼓。 　　而且击打汉代建鼓的乐手是胡人而非汉人，这是极为罕见的。那么，“骆驼载乐”中的建鼓击打者为什么选择域外的胡人？不妨做一推断，首先胡人的身份、地位相当高，或者有一定官职，或者是朝廷钦点的乐队指挥，亦或是异域的重要使臣，这样才能被官方委派为乐队要员击打建鼓。 　　建鼓为历代宫廷所用，多用于仪仗出行、礼仪活动等重要场合，并且演奏建鼓的一般是官府人员或乐队重要人物。如《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万人以为方阵。”《周礼》记载：“将军执晋鼓（即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的建鼓，和举世瞩目的战国编钟摆放在一起，表明建鼓的地位相当权威。建鼓在宫廷也一直在沿用到明清时期。在明代中和韶乐和清皇朝祭司乐中，建鼓均为开典领奏乐器。至今博物馆收藏建鼓还将其陈列在历代宫廷乐器中。显然，建鼓非民间一般乐器，也不是一般人士就能击打。 　　当然，从另外角度讲，汉代社会谶纬迷信盛行，相信人死后去西方极乐世界，而画像砖（石）本来就是墓葬的重要构筑材料，胡人、骆驼来自西方区域，汉人选择他们超度灵魂非常合适。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中外民间艺术交流 　　汉代建鼓常置于官府大门的前面，成为礼乐或发出重要信号的工具。当时郡署衙门一般称府，县衙一般称寺。宫寺桴鼓不但可以集众，也是封建权威的象征。除此之外，建鼓还常用作礼仪或演出的乐队节拍指挥，“骆驼载乐”画像砖所反映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建鼓通常被装在车上使用，有时车分两层，顶层击建鼓，底层载乐队。不过把建鼓安置在骆驼上击打的场面十分罕见。汉代四川把建鼓载于骆驼之上，使礼仪、娱乐兼而有之，体现出汉代蜀人特有的乐观与豁达。[1] 　　从胡人击鼓的姿态看，他的动作相当娴熟、优美，表情也很庄重淡定，说明胡人很重视这场演奏。鸣奏的乐曲可能是胡乐（曲），即胡人聚居地的本土音乐，因为汉人喜欢异域风情；也有可能是汉乐与胡乐合二为一的新曲。从这些角度看，“它证实了汉朝巴蜀地区与西北民族在音乐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交流……因此他们的出现就给巴蜀之地的音乐增添了几许独特的西北异域风情。”[2]胡人在与蜀人的贸易交流中带来了异域的音乐、绘画、青铜器、玻璃工艺、服饰等艺术形式，与巴蜀当地的民间艺术交融化合，极大地丰富并促进了当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