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民间法及其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作用.docVIP

简论民间法及其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作用 　　摘 要：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概念，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乡土社会，纠纷的彻底和真正解决仅仅依靠国家法的力量往往并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而民间法则凭借其内在优势成为化解纠纷，修复受损关系的重要手段。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民间法；乡土社会；纠纷解决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157-02 　　 　　民间法作为一个与国家法相对的新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学术界才开始有人问津，自此，关于民间法的研究逐渐深入，观点和方法渐趋多元。民间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概念，更多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分析相关问题的，故而，民间法体现的也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范型”。本文正是借助民间法这一分析工具，试图厘清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民间法律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互动关系。 　　一、民间法的基本属性与内涵 　　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稳定的秩序系统作支撑，而稳定的秩序系统的存在又有赖于一系列的社会规范要素的作用，这些社会规范基于不同国家的地理、传统、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在西方国家，法律在社会的运转机制中起着首要的作用，而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传统中国，礼则发挥者举足轻重的效用。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以及法治国家的目标下，国家法在社会的秩序维系系统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这在每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的数量上可以得以说明，但“事实上，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1]这里的“其他类型的法律”主要指民间法。 　　民间法与国家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民间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属于相对应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关于民间法的定义及理解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表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说，如梁治平先生认为，“民间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它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者是由人们有意识地制订，或者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其规则或者清楚明白，或者含混多义；它们的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人群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民间法产生和流行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亚团体，从宗族、行帮、宗教组织、秘密会社，到因为各种不同目的暂时或长期结成的大、小会社。此外，它们也生长和流行于这些组织和团体之外，其效力可能限于一村一地，也可能及于一省数省。”[2]田成有先生则认为，“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是人们在社会中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因此，民间法主要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一般来讲，包括礼俗、人情、习惯、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行会法等。 　　在传统中国，规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主要不是法律，而是礼，由此所形成的不是法治秩序，而是“礼治秩序”[4]，国家法只调整那些涉及严重威胁国家统治以及社会秩序的领域，因此国家的法律系统主要是以刑法为中心的，而对于那些涉及“户婚田土”的领域则委之于民间法，由礼所统领的乡规民约等地方性知识系统去解决。 　　二、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特点及其对民间法的内在需求 　　“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语出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根据费氏的观察和概括，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的调控作用十分有限，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乡土社会的纠纷也主要是在乡土社会自身内部得以解决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合和文化”，即“贵和尚中”，民间社会讲信修睦，以和为贵，崇尚谦让而鄙视争执，即使发生了纠纷，一般也不会首先向官方的司法系统寻求救济，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厌讼”的情结，正如勒内?达维德所说，“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5]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主要不是借助于国家的或者官方的司法体系，而首先在社会内部通过民间调解解决。民间调解所依循的原则，更多地不是出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习、接受乃至于视为当然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灌输的，而是由乡民世代相传“习得的”。乡土社会的纠纷，无非有关“户婚田土”，即它们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当中。这种熟人社会的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世代居住于同一片土地，有着这样那样或近或远的亲缘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