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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新思路 　　[摘要]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问题严峻，原因在于现有征地补偿方式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多予、少取、放活”首先是“放活”，应当还农民以农村建设用地的财产权。在现行的法规体制下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可能有三种解决方式。 　　[关键词]农村建设用地 土地财产权 有产者的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321；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6-0018-05 　　[作者简介]李津逵（195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经营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经营。 　　 　　党的十七大提出，“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其前提当然是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要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让失地农民成为城市中有产的劳动者。 　　 　　一、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 　　 　　我国加速城市化中一个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一是增长快，保守估计每年约500多万人；二是数量大，总数超过4000万人。三是因失地而致贫：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据2003年九三学社的一项调查）。全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1993至2005的10年间从8千件上升到8万件，并从税费争议多发的中部地区，向着土地纠纷多发的东部地区转移；被告方从乡村基层演变为市县政府；抗争的方式也从上访、宣传演变为到市政府、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要道的静坐请愿（于建嵘，2006）。 　　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最大的国情背景，就是从国家工业化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里所说的二元结构，特指50多年的计划体制下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不公正待遇，也就是人为的城乡分割。 　　二元结构对于农民最大的不公，体现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发生交换的环节。在这种环节中，由国家单方定价，剥夺了农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平等交换的权利。这种由国家垄断了全部的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权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妨称之为“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城市化”。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至8000亿元的代价，而近年来在城市化中征地过程的“土地剪刀差”，每年农民付出的代价都在6000亿至8000亿元。国家垄断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源与权力，农民承担了代价，却难以分享其成果。“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并不是公共产品。 　　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在于征地补偿的方式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设立这样的征地补偿标准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不需要成为有产者。因此八级工资制下，工人的收入仅仅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将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由国家征地造成的失地农民，只需要对其劳动收入做出补偿。农民成了城市中的无产者，被剥夺了以资产参与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 　　 　　二、跨越两道“门槛”， 　　还农民以农村建设用地的财产权 　　 　　2005年，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987美元，世界最富的国家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3740美元，而在我国，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1740美元，虽然200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加到2010美元，但和世界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在美国，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而在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只有约1.3亿户、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中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刘敏，2007）。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中，由于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城乡群众仅以劳动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财产性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微不足道。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工资性收入占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2%左右。 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由于基数小，因此发展潜力很大。近两年来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 (陈小龙，2007)。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样很少，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人均仅为77元，增长16.5%，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6%（海洋，2006）。 　　从目前城乡群众财产性收入的低水平，向着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使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一定要跨越两道门槛，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将死资产变成活资产。 　　1.“谢若登门槛”：从无产者到有产者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