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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草根问责行为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摘 要：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网络草根问责;行为异化;非理性;根源;矫正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28-03 　　基金项目：2013年度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虚拟交往视阈下衡阳高校文化建设的创新机制及引导策略研究”（2013D2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廖阔（1974-），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工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外国哲学及教育学;李国华（1958-），男，湖南常宁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伴随网页浏览、Email、QQ、BBS、微博的广泛应用，依托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互动性、共享性等特性，普通公民能够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从而提高了普通公民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网络本身的弱监控性，参与主体的匿名性大大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准入”门槛，形形色色的论坛、新闻组、留言簿和聊天室等为信息的传播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途径，凝聚了公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度，激发了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质疑和问责。自2008年以来，网络问责在我国逐渐兴起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网络草根问责的网络意象成了虚拟网络和现实社会的流行语。但由于种种原因，网络草根问责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异化现象，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对此，应理性分析，妥善应对。 　　一、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基本特征 　　所谓网络草根问责，就是基层民众依托网络平台，对国家各级政府组织和成员承担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的监督行为。它是依托网络路径的基层公民问责形式，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当前，网络的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和主体性与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对基于网络平台的公民问责的内容、途径、方式、程序产生了创新性的变革，呈现出非常规性、群众性、低层势力化的趋势，具有了四个显著的特征： 　　1.谁在问――问责主体的草根化、多元化、复杂化。在西方词源中，“草根”即grass root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grass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草根”的主要意涵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组织或势力;二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三是指出身卑微，为生活所累，没有显赫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平民大众，社会低层是草根的本来之意。“草根”至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引申到社会学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反映了基层民众的诸多诉求。摆脱权威束缚、思想自由、利益独立、个人势力较弱但数量众多的草根成为问责主体，草根群体根据共同的价值判断和兴趣偏好自由地交换信息、宣泄情感、质疑事件，彼此联系形成了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问责群体，表现为政治组织自我问责的外在性和群体结构的松散性及复杂性。 　　2.要问谁――问责客体的指向性、特定性。我国政治问责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问责行为是确保政府及其公务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一方面要求，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承担应由它（他们）承担的责任，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及其公务员还必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我国问责风暴真正被激化起来，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大事件”，当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部级官员被免职，这也是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被认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肇端。网络草根问责也有明确的指向对象，一般涉及上层建筑，包含各级权力机构和政治组织，尤其关注被授予公共权力的人及他所有的外在物，问责的目的在于确保政治机构或公职人员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防止滥为、误为、无为，实现追究负责人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