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问题与对策.docVIP

经济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问题与对策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及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激发了我国改革新浪潮，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转移向城镇地区的工业领域，由此形成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以低廉的报酬和超常的工作时间，从事他人不愿从事的脏乱差苦型工作，为我国的工业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资本金。第一代农民工以我国农民群体独有的勤劳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为我国的工业腾飞，迈向世界工业大国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层面与上代农民工之间有了显著差异。受过较好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视野宽广，对幸福人生的定位升级，从而导致其在外出务工的动因、城乡居民身份定位及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方向等方面有了新诉求。与上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从传统的兼具工人与农民身份向单一的工人或农民身份转型，从苦力型工种向技术型工种转型，从频繁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做持续性人口流动向融入驻地城镇的方向转变，从为谋生赚钱而工作向为追逐幸福、追求平等而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张扬个性价值、维护个人权益、重视人格尊严等新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推动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抬升亦意味着雇主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反迫传统企业的粗放式高耗能式经济增长模式向精细化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这要求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各界齐心努力，力促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问题相关的政治与法律、经济与文化等各项社会制度体系作积极主动调整，以适应宏观经济转型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用工环境的新诉求。 　　经济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制约 　　（一）经济发展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应的制约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新权利诉求增加其人力资本，进而影响雇主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传统经济的转型推动生产模式的升级，蕴含在新生代农民工体内的人的经济价值亦随之高涨。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传统的工资权利基础上，额外的提出了诸如平等工作权、在岗受教育权等新型权利，以促使其内在经济价值的持续增进。国民生产总值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人力资本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呈现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内生性人力资本的增加，一方面将抬高雇主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将提升雇主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将二者利弊综合考量，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加对雇主企业的可持续竞争能力提升利大于弊。 　　其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由此衍生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与政治结构弱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可持续供给劳动力的能力。改革开放有效缓解了我国传统的相互隔离的刚性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政府从政策层面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地区的流动，由此形成当前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与经济结构。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充分享有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与政治权益，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心造成创伤（张得胜，2012）。经济领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市生产力系统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依赖，从而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雇佣者的谈判话语权。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领域以及社会与政治领域所遭受的不均衡待遇，使得城市雇主企业难以持续与均衡地获取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 　　（二）行政管理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应的制约 　　其一，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地方政府将农民工进城打工定位为农民工谋求非农业收入的个性化短期举措，从而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过客。部分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出生在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子女将自己视为城市居民，为城市经济发展与繁荣做出有效贡献，并在观念和行为上融入当地城市。但地方政府忽视新生代农民工要求融入城市的合理诉求，从社会安定和方便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制定诸多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行政政策，并用强力管制新生代农民工，刻意制造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和待遇差异，由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持续稳定供给劳动力的意志。 　　其二，地方政府在部门本位主义的指导下，以怠政行为来解脱其应当承担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行政管理与服务职责。在当前我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机制的引导下，地方政府的精力主要投放于增进其部门利益最优化的领域，由此导致其难免以损害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在内的公民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其政绩需求。当新生代农民工与其雇主企业之间产生利益纠葛，地方政府有着更强的冲动来维护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雇主企业的利益，从而忽视乃至践踏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上代农民工所采取的卑微和隐忍态度来应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地方政府试图以延续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方法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行政管理。新生代农民工拒绝继承地方政府对上代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从而影响其持续稳定供给劳动力的意愿。 　　（三）企业运营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应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