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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中伦理意识探析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和影视作品创作理念的改变，纪录片的创作意识与主导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平民化视角与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使得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原则、创作手法、价值取向以及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地位关系等方面都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使得纪录片创作者在创作伦理观念上也需要有新的思考与判断。本文试着从被摄者与观众两个角度来对纪录片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纪录片；伦理意识；道德原则 　　自媒介诞生以来，媒体就和话语权紧密关联，无论是曾经的传统媒体还是现代新媒体，乃至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都处于整个传播系统的金字塔顶部，因此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掌握摄影机也就等同于拥有了一种优势地位。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身权益以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视，这种优势地位面临的挑战也在与日俱增。在纪录片创作中，从前期与被摄对象的沟通，到拍摄过程中对待被摄对象的态度，再到后期对被摄对象的保护及利益的分配，以及如何思考纪录片作品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对被摄者及观众的影响成为纪录片人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一 　　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下《工厂大门》的第一个镜头开始，纪录电影也就随之诞生，从此纪录片便担当起记录社会发展进程、充当历史文献资料的责任。然而早期纪录电影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直到1922年《北方的纳努克》的横空出世，纪录片才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纪元。经过数辈纪录片人的传承和发展，纪录片类型趋于多样，表现手法日益丰富，主题范畴更加广泛，但始终不变的是纪录片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持久关注和记录。然而，当摄像机对准现实生活的真实个体时，总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纪录片的创作与解读，甚至对被拍摄者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韩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卞英珠曾以二战慰安妇为题材拍摄了纪录片《低语――在亚洲作为女性而活着》（1995）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她自己在韩国纪录片界从边缘走到中心。然而其中对被摄者辛酸生活的描写又会揭起多少慰安妇心中的伤疤，这些伤疤的揭起又会给幸存的慰安妇带来什么样的安慰与利益？在拍摄其它类型影视作品时，演员一般来讲总是有报酬的，有些大牌演员的报酬甚至可称“天价”，在纪录片（尤其是大量使用偷拍镜头的作品）的创作中我们的创作者给予被摄者的“报酬”又是什么呢？再者，纪录片中对妓女等边缘人物生活的偷拍是否又违背伦理道德呢？ 　　著名纪录片理论家比尔?尼可尔斯曾指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 ，它以爱斯基摩人自己并不十分愿意接受的方式展示了爱斯基摩文化，它代表的是弗拉哈迪的赞助人雷弗林?福斯的利益。”[1]由此可见，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涉及被摄者的伦理问题不仅存在于东方也存在于西方，不仅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纪录片发展的其他时期。 　　二 　　纪录片关注的是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的现实问题。真实是纪录片各种功能、价值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石[2]。若被摄者在摄像机面前没有任何掩饰，真实的表达出个人感受，那么对于观众而言该作品无疑在真实性上做的相当不错，观众也会更加信服纪录片创作者所表达的主题思想。然而被摄者在摄像机的关注下却可以做多种选择，观众会无意识地认同被摄者的言行是真实可信的。纪录片创作者若利用观众的无意识认同行为，对被拍摄者的多重“表演”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遵循一切为影片主旨服务甚至为金钱服务的原则，这对于观众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 　　里程碑式的纪录片作品――《北方的纳努克》，讲述了生活在极地的爱斯基摩人为了生存同大自然斗争的故事，观众从中领略到极地风貌和居民习性的同时，好奇心也得到满足。观众不知道的是，在这么具有美感的画面背后竟然隐藏着许多“美丽的谎言”。“片中对为配合影片拍摄而聚集起来的核心家庭的强调；不顾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爱斯基摩人已不再依靠影片中所描述的那种传统技术的事实；对纳努克作为猎手的个人技术的强调，使它成为了一部达成心愿的故事片。”[3]事实上当时爱斯基摩人捕捉海象时已经不用鱼叉，为了拍摄更为原始的场景，在弗拉哈迪的要求下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去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影片（《摩阿纳》《亚兰岛人》等）中也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去使用祖辈的方式来表达生活。就这样，欺骗与伤害悄然地隐匿在了影片的整体效果之中。 　　三 　　关于纪录片创作的伦理问题，一直以来不乏学者研究讨论，却依然有纪录片创作者打着艺术是自由的旗号去触碰原则和道德底线。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根源或许就在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当然也不否认存在故意去违反道德伦理而行事的动机。但无论怎样，我们认为纪录片的创作中以下几个原则是创作者必须要遵循的 　　底线。 　　（1）对被摄者不伤害的原则。在纪录片的作品中应当注意对被摄者隐私、情感及态度的保护。这也是纪录片创作中最基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