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区域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docVIP

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区域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分析 　　摘要：利用1999～2012年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空间聚类分布格局以及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税负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产生的区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税收负担挤入居民消费水平，而税收不确定因素挤出居民消费水平；商品税、所得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区域空间特征。 　　关键词： 居民消费；税收政策；区域效应；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3.2；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2-0095-05 　　一、引言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扩大内需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应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在中国税收保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税收政策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现有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税收收入总量视角分析宏观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俊霖（2007）认为宏观税负可以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1]。部分学者对税负与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检验，杨文芳和方齐云（2010）采用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税负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具有负面影响[2]。武彦民和张远（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占比每增加1%，居民消费率下降0.53%[3]；而李文（2011）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数据实证表明，我国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降低总体税负并不是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的最优选择[4]。二是从税收收入结构视角分析税收政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方面，税收政策对于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差异效应。根据吴玉霞和侯文英（2009）的研究结论，税收政策因素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具有双重性，税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5]；另一方面，不同的税种，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不尽一致。张振卿（2010）运用动态计量方法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制约作用，不同类型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6]；储德银和闫伟（2012）的研究发现，财产税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商品税和所得税却存在挤出效应[7]；张斌（2012）指出税制结构会通过对不同消费品的差别征税对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8]。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不同税收收入水平下的不同区域，税收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区域因素纳入到税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考量之中，此外，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针对税收政策因素，除了考察宏观税负的总量效应与税制的结构效应外，还关注税收收入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将通过对中国31个省域的税收收入水平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区域划分，利用1999～2012年中国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税负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税收不确定性的相关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对税收政策影响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水平的效应进行综合分析。 　　二、基于税收收入水平的区域空间聚类分析 　　由于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仅仅根据地理差异难以准确划分区域差异。本文摈弃传统地理区域分类方法，根据我国区域税收收入空间分布，利用Moran散点图将我国31个省域划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高（L-H）和低低（L-L）四种类型。为了揭示中国省域税收收入集聚与空间差异格局，使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域税收收入值计算相关的Moran’s I值，测算和检验中国省域税收收入的空间相关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2期2015年第2期（总第194期）刘建民，毛军等：税收政策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区域效应研究 　　根据空间聚类分析测算2012年Moran指数散点图，可将各省域税收收入分为四个象限的集群模式：“高高”象限表示高税收收入省域被其他高税收收入省域所包围，经济发达地区税收收入处于“高高”象限有5个省份，包括天津、北京、江苏、上海、浙江；“高低”象限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重庆、内蒙古、广东，该类型区域自身税收收入水平较高，周边省域税收收入水平较低；“低高”象限有6个省份，包括吉林、山东、河北、黑龙江、海南、福建，该类型表示低税收收入地区被周边其他高税收收入水平地区所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