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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实现与法律方法综合运用 　　[摘要]罪刑法定的实现关键在于司法运作环节，法律方法司法定向的特征与罪刑法定的司法实现正相契合。纵向而言，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了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横向上来看，具体法律方法之间既相对照更存密切关联，当今的个案裁判很难说仅采用其中一种法律方法能够完成。因此，立足于我国法治后发型的现实，依案件事实与罪刑规范的不同关系，综合运用不同法律方法并依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对我国罪刑法定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罪刑法定；演绎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57―08 　　 　　法律方法由近代单一的机械适用的设计，发展到今天已经得到极大的拓展，形成一系列法律方法结合而成的法律方法体系。现今的法律方法学说，通常将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看作三种基本的法律方法，“这三种法律方法跟法律发现、漏洞补充、价值衡量等其他法律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候很难分清它们之间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从学理上给出一个大致的阐释。”在法律方法体系中，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方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近代机械适用模式作为乌托邦设想破产后，得以留存的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模式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作用如何?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与演绎推理之间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法律方法于刑法领域的运用，其特殊性何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对加深关于法律方法之间关系的认识及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法的对照与关联 　　 　　纵向而言，法律方法经由刑法的机械适用设计下的三段论推理，到承认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其历史发展脉络总体上呈扩大法官裁量权的趋势。 　　起初，出于对封建时代司法恣意的痛恨和对法官的不信任，近代法倾向于机械适用的设计，这种以司法三段论的机械适用为主的法律方法论将一个法律规范分为“要件事实”和“后果”两部分。只要一个具体事实满足这个规范所规定的所有事实要件，则可运用逻辑推理得出相应的结果。其特点是，法律形式主义色彩突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法官基本逻辑思维模式；法官是法律的喉舌，是立法者制作的法律机器的操作者。其突出优势在于，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二分格局下，法律适用之操作过程极为清楚，并且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故如此似乎足以消除法官的恣意裁判，从而保障了判决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奠定了近代法治的根基。“在三权分立原则影响下，司法领域出现了严格法制的观念，依法办事成了法制的一条基本准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系列形式主义的法制原则受到了挑战，作为证成法制的传统推理形式受到质疑。”在此背景下法律方法论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即从传统的司法三段论逐渐转向以法律解释为主的法律方法论，通过解释方法达到法律的适用，摆脱了机械适用不现实的困境，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善了法律适用理论和实践。通过解释适用法律，承认法官有解释法律的权利，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建立推理的大前提即个案的裁判规范，将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的个案。尽管在解释方法中仍然保留演绎推理的基本逻辑思维形式，但承认个案的裁判规范是通过对成文法条的解释形成的。解释中可以运用语义、历史、系统等不同方法。当然，解释方法的选择与排序问题仍然而临选择，解释方法的选择和排序又因解释目的在取向上的不同而不同。由于解释是由裁判者作出以适用于所面对的案件，所以具有法官独白式地解释法律的一元化法律决定的特征。但解释同样面临困境，如通过解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往往并不是一解，于是在解释规则时，在各种可能解释当中选取一种之后，法官尚需对其解释作出充分的说明即对其判决进行确证，这就需要一种法律论证理论。自20世纪后期，由解释学发展而来的法律论证，意味着从一元化的法律决定主体向多元法律决定主体范围的扩大，通过论证裁判案件，除了裁判者与当事人的对话以外，还应该考虑当事者与当事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舆论的力量，于是无论是法官还是等待裁判者因此会获得更大的选择余地，尽管论证离不开逻辑和解释工具，并且解释本身即离不开论证，但法律论证仍然以区别于法律解释的一种新的探讨而成为走向前卫的法律方法。 　　上述法律方法从横向上看，即就运用于当今个案的裁判而言，它们之间的区分往往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有所侧重而已，因为几种方法本身是存在横向上的交叉关系的。不妨作一下横向对照与分析。 　　首先来看我们在逻辑著作中很容易看到的类似这样的推理例子：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某甲故意杀人， 　　所以，某甲应处死刑 　　这是典型的三段论演绎推理模式。作为一种裁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