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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佛教文化观及其学术史意义 　　胡适的禅学史研究及其与日本学者的禅学论争向来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人们多注意其研究方法的得失而忽视其佛教文化价值立场的重要影响。本文着眼于人们不太注意的胡适有关佛教文化观念的资料与当时佛教界的回应，分析胡适佛教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性特征及对其禅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并与陈寅恪、汤用彤等同时代佛教史学者进行比较，说明胡适禅学史研究主要受制于其文化价值明念。 　　关键词：胡适　佛教　禅宗史　文化价值观　现代性　研究方法 　　作　者：何建明，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 　　 　　人文学术研究不仅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还需要合理的文化价值立场。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影响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更直接影响学术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许多批判性研究，其中对佛教禅宗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本文无意探讨胡适对神宗史的具体研究，而只就人们普遍忽视的他的佛教文化观及其学术史意义问题作专门探讨。胡适的佛教文化观及其现代性特征，不仅是其全盘西化观的一个重要体现，更直接决定了他整理国故和研究禅宗史的现代性学术立场与方法。这正是已有的国内外研究者评价胡适禅宗史研究时仍然欠缺之处，也是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之所以引起教界和学界广泛批评的关键所在。 　　 　　一 　　 　　一个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其家族遗传和少儿时期所受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有重要关系。胡适的父亲胡铁花虽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但深受程朱理学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影响。胡铁花去世时胡适只有3岁，对他没有直接影响，但胡适在晚年回忆中还是承认父辈对其青少年时期甚至后来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从小跟四叔念朱子书，接受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遣风”，以至于两家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但是，这并不是说胡适家庭完全排斥佛教，女眷们多半是信仰佛教的，胡适小时候甚至因为体弱多病而被母亲“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因此得了一个法名“观X”，并经常拜佛。不过，这完全是功利性的。胡适因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到十一、二岁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后来，他又接受范缜“神灭论”的影响，出国留学后，更成了一位坚定的反神论者。 　　1908年，17岁的胡适发表《论毁除神佛》一文，旗帜鲜明地将神与佛放在一起加以猛烈抨击，认为神佛一定要毁的，僧道一定要驱逐的，因为神道无用、神佛有害。他列举五点说明“神道无用”：一是神佛是泥水匠和木匠雕塑的，若有灵，岂不是雕塑它们的人更有灵?二是人在精神在，人死精神散，世间无鬼神，亦没有神佛，三是没有鬼神就无法应付求晴求雨，即使有鬼神也不能操赏罚之权；四是我们堂堂做人，何必低头求那泥塑的菩萨?五是要是人死了可以灵起来，那大家不如一起去死了。他又从五点来说明“神佛有害”：一是许多愚夫愚妇来烧香拜佛，枉费资财；二是少儿跟随父母烧香拜佛，毒害青少年，三是求神拜佛，靠天吃饭，养成奴隶根性；四是迷信不除，民智就无法开；五是僧道可恶，有害国家民生。特别是最后一点，他认为“僧道是最可恶的，最有害于国家民生的”，因为僧道不耕不种，好吃懒做，成了蠹虫；僧道还借神佛之名，愚弄民众，十恶不赦。他甚至说：“照这样看来，这神佛非但无用，而且有大害，这是一定要毁除的。” 　　留美回国后，胡适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更加明显，“科学”成了他的口头禅，并以此评判一切。1923年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科玄论战”时期，也是胡适踏入佛学研究之初，他应邀在上海商科大学发表演讲，开门见山就说：“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不过，我所讲的有许多地方和佛家意见不合，佛学会的诸君态度很公开，大约能容纳我的意见的!”这既体现胡适的坦诚，也预示着他对于佛学的态度将会与佛教界的认识有差别。他没有直接批评佛教的人生观，而是强调研究哲学与人生问题，必须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近代西方的笛卡尔为榜样，“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他的意义，是否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 　　该文发表后，佛教界的无诤从维护佛法的立场予以批驳，认为胡适谈佛学研究应当具有怀疑精神，与禅宗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的精神并不矛盾，但是，佛法的研究不能未信而先疑，而当先信而后疑。如果青年人对佛法没有坚定的信仰，就开始怀疑，必然导致误解佛法、甚至诽谤佛法。他说：“胡君对一班信心未坚、初研佛学的学生，说要拿哲学怀疑派的态度来疑佛法，试思哲学是世间浅法，疑来疑去，终弄成一个狐疑不了。况乎佛法是精微奥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