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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社会管理理论依据与机制创新 　　摘 要：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我们理解新兴媒体所构成社会空间的本质，探索政府社会管理实践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新兴媒体构建的新型文化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运作机制，提高政府的空间引导能力与空间传播能力。针对新兴媒体构筑的新型交往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调控机制，提高政府的空间执政能力与空间对话能力。针对新兴媒体构造的新型政治空间，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动力机制，提升政府空间引导能力和空间驾驭能力。 　　关键词：新兴媒体；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85-05 　　自2010年来，以突尼斯反政府抗议浪潮为开端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影响到中东多个国家，包括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在内的国家也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其中，网络在这些政治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新兴媒体所构建的新型传播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格局已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历史逻辑构境之下，探讨政府社会管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视域 　　学术界对新兴媒体与政府社会管理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路径主要是从实现网络虚拟社会与实体社会之间对接的角度出发，论证政府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从管理型政府走向与社会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对于单项研究实体社会特征或者是虚拟社会特点具有理论意义。但这种理论思维方式缺少在社会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对新兴媒体与政府社会管理之间内在理论逻辑结构的研究。因此，新兴媒体时代需要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理论视角，“只有通过这种认识的转换，人们才能弥补通过心理过程而形成的精神空间和通过社会实践而形成的物质空间的分歧，才能摆脱因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空间认识的障碍。”[1]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为，空间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和自在无为的地理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建构中，空间被视作是人类社会生活模式。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资本逻辑主导下，地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地理空间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交往空间。比如工厂、仓库、街区、广场、住宅等这些地理空间形态成为人们互相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实践空间。这种地理空间强化了人们的“物的依赖”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它为少数人制造世纪的财富和权力，为其他人则制造幻灭、压抑、痛苦和堕落。”[2]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认为，“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3]62社会空间是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一个生活场所，是承载着社会组织、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交往空间。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把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引入到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阈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是怎样建立在时间对空间的消除基础上，而这又如何进一步产生了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令人惊奇的转型。”[4]这为我们开启了思考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另一个理论视域，思考新兴媒体与政府社会管理关系的理论视域。 　　新兴媒体所构成的空间使人类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处于相互作用事件的“整体场”之中，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更为互相参与和互动的系统。这意味着，新兴媒体构筑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内蕴空间形塑的发展逻辑。这是因为“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3]48另一方面内蕴空间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是因为新兴媒体构筑的社会空间是确立社会各种阶层的处所，“空间的组织结构不单单产生于社会，同时也能反过来影响各种社会关系。”[5]87-88因此，新兴媒体构筑的社会空间既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人造空间，也是新兴媒体发展的社会结果，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历史构建途径。这也许是政府探索创新社会管理的另一个理论视域。 　　二、新兴媒体构建了政府社会管理的空间视域 　　新兴媒体构筑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背景性概念，而且是承载社会关系的与呈现社会权力结构的实质性概念。格雷戈里对这种承载社会结构的空间结构本质解释道：“离开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就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反之亦然。再者离开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得到实践，反之亦是如此。”[5]88因此，新兴媒体构筑的空间结构与实体社会的社会结构相互依存，即新兴媒体构建出的空间结构是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空间视域。 　　（一）新兴媒体构建了新型文化空间 　　随着印刷技术媒体的产生，人们开始将思想写在纸上。印刷技术给人类文化发展带来了同一性，“一只鹅毛笔终止了言谈，打破了神秘，带给我们封闭的空间和城镇，给我们道路、军队和官僚体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