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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打破救人反被诬陷怪圈法律方法 　　摘要：自从“南京彭宇案”之后，各种扶老人被讹事件的报道层出不穷，屡见报端和互联网。本文针对此问题，从被扶老人屡屡讹诈救助者的原因分析入手、深入地探讨，提出了“加大对诬陷者的处罚力度”、“坚持公正司法”，“坚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及“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三个方面提出解决的法律方法。 　　关键词：法律缺陷；“好人法”；公正司法；社会保障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五千年中华文明，傲视群雄。曾经不是问题的“老人摔倒扶不扶？”现如今却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做好人没好报也就算了，反而被讹，试问当今社会还有谁敢做，于是出现了老人摔倒无人扶的尴尬现象。其实，袖手旁观不是冷漠，更不是无情，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如何保护公民的救助行为，让公民见义勇为时无后顾之忧，已成为现阶段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评论员王传涛所说“保护施救者的权利不受侵害，是唤回公德的前提。比起道德批判，一个能保证好人不受伤害的法律制度，更加可靠”。下面，笔者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此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愚见，希望有所裨益。 　　一、背景和现象分析 　　（一）背景 　　2011年8月30日，江苏某地，一老太在马路上自己摔倒。好心公交司机殷某某停车救人，老太太事后谎称是殷某某撞倒她，并逃逸，随后伙同其儿子报警。在调查过程中，根据现场的多名证人证词和公交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录像，警察认定，殷某某完全是出于好心做好事。 　　2013年12月某日，河源某地中年街坊吴大哥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人周老汉，没想最后被老人家属讹上，要求吴大哥支付巨额赔偿金。随后，吴大哥气愤之下，无可奈何选择投塘自杀，以证清白。经过调查，周老汉才承认是自己摔倒吴大哥好心帮忙将自己扶起。 　　（二）现象分析 　　近年来，“救人反被诬陷”的事件频发，加上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导致大家“谈扶老人色变”。被救助老人的陷害、反咬一口，令人心酸，也令人心痛。虽然众多救助者帮助了受害者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事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就像一颗老鼠屎掉进一锅汤里面，巨大且深远。尤其在当今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不高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无疑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①。难怪有人认为，“彭某案”的发生，导致中国的道德倒退30年。以前看到老人摔倒之后，我们会毫不犹疑的伸出援助之手，无所顾忌，完全遵从内心道德的呼唤。现在，自从“彭某案”发生之后，遇到老人摔倒之时，我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生怕被讹上，吃力不到好。因此，我们进入步入了一个好人难当的“风险时代”，每个人都渴望道德，呼唤法律公平，但又不得不藏于“人人自危”的盔甲之下而推卸掉了自己本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只因害怕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如今却支离破碎，令人不胜嘘唏。古语说得好，“当厄之施，甘于时雨；伤心之语，毒于阴冰”，救助者在救助之后反被诬陷犹如利剑不仅刺痛人心，更刺穿整个民族之魂。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其中探讨其原因，从而提出可行性的法律办法，对被救助者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惩戒和制止。 　　二、“救人反被诬陷”怪圈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上对被救助者诬陷行为的处罚不力 　　如果梳理以往众多“扶老人”事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规律：老人讹人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多半是倚老卖老，称自己“一时糊涂”，然后道歉退款，不了了之，而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任何的代价。这种低廉的成本，更是激发了老人讹诈的冲动，如果讹诈成功，就有一笔高额的收入，如果讹诈失败，顺便找一个理由，敷衍完事。我国行政法、刑法虽然都规定对敲诈勒索的处罚措施，但是在实际老人讹诈事件中，真正启用行政法或刑法对讹诈者进行惩罚的，少之又少。目前受到相应的拘留和罚款只有四川达州老太及其儿子。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做不到像西方国家那样对讹诈老人的威慑，导致讹诈老人肆意妄为。引进国外相关的处罚措施，加大对讹诈老人的惩罚力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主张的一种做法。所以，实际上，他（她）们并没有任何损失，诬陷者违法成本太低致使被救助者选择弃义取利，这是法律的一种不经意间的纵容③。 　　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曾说过：“一旦当事人有这样的预期，当制度有空子可钻，而且制度被执行的力度很低，即使执行了给当事人造成的成本也很低时，他肯定会选择违法！而反过来，当制度非常健全，执行制度很严格，当事人一旦选择违法面临的惩罚远超过其违法所得时，他就不敢选择违法了。”人的作为是计算成本的，当一个人的违法行为的成本高于其预期所获得的利益时，就会权衡利弊，经过一番思考后再作出决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往往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做。 　　（二）司法个案判决有失公平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