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构建和谐会与新时期人民调解的发展.docVIP

PAGE 3 PAGE 9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与新时期人民调解的发展 宁波江东区司法局 郑凤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现实的创新，它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更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呈现多发、多样和易激化的特点，如何深化“枫桥经验”，探索有效的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笔者结合我区的实践就新时期如何深化“枫桥经验”，发展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作如下探索和思考。 一、新时期发展人民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原则，又体现了我国“和”文化的思想，已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认可和借鉴，并被称之为“东方经验”和“东方一枝花”，并正成为打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一）发展人民调解符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和谐社会是人本社会，是尊重权利、崇尚人文关怀的社会。人民调解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就如何解决争议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协议，是为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以对抗为价值取向的交涉，从而解决了纠纷又不伤和气，获得双赢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二）发展人民调解体现和谐社会的“和为贵”的文化精髓。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文化。中国人从“和谐”这一最高功利出发，解决纠纷不愿诉诸于官府，往往求助于民间按照公正和人情的原则去解决，这就决定了调解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重要地位。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促使纠纷双方互谅互让、消除纷争、不伤感情的群众自治活动，它的内核就是“和谐”，因此居居在众多纠纷解决机制中将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争端的首要选择。 （三）发展人民调解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 我国社会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多元化的利益导致产生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作为有着优良传统和广泛应用的人民调解更是成为了首选。而发现、调解、平息民间纠纷历来是人民调解组织的主要任务。因此，要解决社会转型期的纠纷，无论是纠纷当事人基于解决纠纷考虑，还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人民调解这一拥有悠久历史及良好口碑的中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都必须站到前台来。 二、人民调解的价值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 当前，我们江东区正跟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化中心城区建设的推进，因房产开发、土地征用、拆迁安置、旧村改造、集体资产管理等群体性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我区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城区的突出因素。根据近几年的材料显示，我区的群体性纠纷主要显示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主体的群体性。群体人数一般为几十人以上,上百人参加的也有多起。如地块开发纠纷中，君悦花园工程涉及166户、东港波特曼工程涉及居民398户、民安小商品市场拆迁纠纷涉及的摊位898个。二是层次的多元性。多由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或利益差别而引发。三是矛盾的双重性。群体性纠纷中，其行为中既有人民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意向，又有要挟和无理要求，甚至扰乱工作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四是处置的难度性。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决定了矛盾纠纷反复性。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如何运用有效手段化解群体性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已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江东区积极深化“枫桥经验”，在运用人民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走出了具有江东特色的新路子。自2003年东柳街道调委会第一次运用人民调解化解了“星辰明珠”开发引起的群体性纠纷后，江东区先后运用人民调解程序成功解决了东港波特曼工程、民安小商品市场拆迁、君悦花园开发、彩虹国际地块开发等60多起疑难复杂重大群体性纠纷，涉及金额6000多万元，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我区的东柳、百丈、白鹤街道、徐戎社区调委会及区司法局分别获得了全国模范调委会、省、市级的优秀调委会和先进集体的称号。 当前，就解决各种纷争的途径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即调解和诉讼。在江东区的实践中探索出调解比诉讼更有利于化解群体性纠纷，那是因为人民调解有着诉讼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人民调解的优势首先来处自于程序利益，它具有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点。根据规定，人民调解是不收费的，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而且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遍布城乡和企业，随时可以介入纠纷的解决。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严格性与费用高昂和迟延，使得群体性纠纷当事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