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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重解读与教学文体存续 　　【摘要】我国文体教学论中，文体立类名不符实：以表达方式称名而不以之为据，立类标准仍守着传统。对实际文章“兼具数类”表达方式性质的状况未予以深究，如果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时结合些许西方文体概念，那么可以发现“兼具数类”实为“兼用数类”，表达方式的使用其实就是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中选择，这种选择实为多选，且是一有主次、主辅之分的多选，这种“表达方式的选择”让教学文体名符其实。 　　【关键词】教学文体；表达方式；兼具数类；兼用数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文体论中，表达方式的地位显要，是文体界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乃至直接以表达方式定义文体，说style（文体、语体）是“语言表达的方式（而非表达的内容）”，指出“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中的选择”就是文体。 　　而在我国百年语文教学的文体论中，表达方式一介入文体立类，它的境遇就显得十分尴尬，由梁（启超）、陈（望道）、叶（圣陶）、夏（?D尊）等几位民国语文大师引进西方文类概念而创建的教学文体，所立文类虽以叙述、描写、说明、议论等几种表达方式称名，但在立类的标准上却仍守着以“目的”“内容”为据的固有传统，而没有给表达方式应有的名分。叶圣陶先生在他的《作文论》中就说得明白：“写作文字，因所写的材料与要写作的标的不同，就有体制的问题。”他虽将文章分为以表达方式称名的“叙述”“议论”“抒情”三类，但立类的依据却是表达的“材料”（内容）、“标的”（目的），并具体指明：“叙述文的材料是客观的事物，写作的标的在于传述，议论我的材料是作者的见解，写作的标的在于表示，抒情的材料是作者的情感，写作的标的在于发抒”。其他几位民国语文大师给教学文体立类也都与叶先生一样守着同一法门，凡具体界定每一表达方式称名的文类，都一律只讲与名相应的内容、目的，而不涉及其名自身，在立类的标准问题上，谁也没有给表达方式留什么面子。 　　那么为什么教学文体立类不以表达方式为据，却以表达方式称名呢？对此，陈望道先生在他的《作文法讲义》中作了相应的解释，叶圣陶先生在他的《作文论》中也有与此相关的论述，从中可见端倪。 　　陈先生说：“我们这一种文体分类法，是作文法上的分类法，并不是文章作品上的分类法。实际做成的文章，大抵一篇文章中含有二种以上的文章。……要将每一篇文章，归入哪一类，实际几乎不可能；至多，只能看彼全体的旨趣接近哪一种便将彼归入哪一种。然而从文章作法上看，这种分法，却确乎不可移动”。 　　叶先生说：“要指定某文属某类，要从它的总旨看。若从一篇的各部分看，则又往往见得一篇而兼具数类的性质。”“像这样参伍错综的情况是常例，一篇纯粹是叙述、议论或抒情的却很少。但只要看全篇的总旨它的属类立刻可以确定”。 　　两位大师以上所论，虽然谈论的话题是实际做成的一篇文章当如何定体归类，但论述中涉及的事理却是已回答了前文提到的问题。 　　先说教学文体立类为什么不提以表达方式为据。大师在论述中提的答案是：从“实际做成的文章”“兼具数类（表达方式）的性质”的存在状况来看，“要将每一篇文章，归入（以某一表达方式称名的文类中的）哪一类，实际几乎不可能”。这就是说，若以性质单一的语言表达方式为据给教学文体立类，则必有违“常例”，造成文章“类”“种”性质失调――即具多种表达方式性质的“文种”难以归入只具单一表达方式性质的“文类”。或曰，只具单一表达方式性质的“文类”不能涵盖具多种性质的“文种”。这就是大师们始终不提以表达方式为据给教学文体立类的原因。至于怎样协调名与实的关系，解决类与种性质上的矛盾那就是：给实际文章归类，回归到旧的文章分类传统，“看彼全体的旨趣”，或曰“要从它的总旨看”，用“老套子”来协调“新文类”。 　　再说教学文体立类为什么得以表达方式称名。大师在论述中提的答案是：“我们这一种文体分类法，是作文法上的分类法，并不是文章作品上的分类法”，“从文章作法上看，这种分法，却确乎不可移动”。这就是说，要以表达方式称名定类原只是为了彰显新的“作文法”，强调法式的不可移动，突出表达方式在实际作文中的意义。 　　至于怎样协调名与实的关系，解决类与种性质上的矛盾呢？大师们似乎是在来不及深究实际文章中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就匆匆说到了“怎么办”，那就是：给实际文章归类，回归到旧的文章分类传统，“看彼全体的旨趣”，或曰“要从它的总旨看”，用“老套子”来协调 “新文类”。 　　应该说，如果上述提供的两个答案回答的确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则两个答案倒也无不在理，但问题是，两个答案回答的是“表达方式可否称名立类”这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把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看成是一个问题，便立刻觉得两个答案相互抵触，在论理上有一种扯不清的纠葛，一是觉得，无论肯定哪一答案，便会怀疑乃至否定另一答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