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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语境中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演进与转换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便是文学理论里一个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文类，荷马史诗成为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的典范。至２０世纪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一个不同于书面文学理论的史诗诗学领域开始出现，它的研究既继承了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又突破古典诗学的藩篱把世界各地的口传史诗样式都纳入考察范围，学界也开始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看待史诗和史诗传统。 　　[关键词]西方；史诗观念；史诗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０）１１－０１８７－０５ 　　冯文开（１９７５―），男，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化与文学。（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７０） 　　 　　自亚里士多德起，史诗便是文学理论里一个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文类，??马史诗成为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的典范。至２０世纪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一个不同于书面文学理论的史诗诗学领域开始出现，它的研究既继承了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又突破古典诗学的藩篱把世界各地的口传史诗样式都纳入考察范围，抛弃把荷马史诗视为唯一的范例和把史诗看成古典诗学代名词的观念，打破了把史诗定位在英雄史诗这一概念上的西方古典诗学传统，兼顾了世界各地史诗传统的多样性和史诗的美学品质。 　　一、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 　　“史诗”一词源自古希腊语ｅｐｏｓ，原意是“说话”、“故事”，把史诗作为一种文类进行科学系统的阐述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的诗学以阐述作诗的技艺为宗旨[１](Ｐ２７)，他从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这一论断出发，依据各自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在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把文学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同时亚里士多德又依据韵文和实用性目的的有无第一次把非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散体文章排斥在诗的艺术的三大文类之外。《诗学》以荷马史诗为范例，从荷马史诗中提取诗学法则，对史诗的格律、情节、结构、类型等诸多方面做了专门的阐述，这些言论成为后世学者评价世界性的、区域的、地方性的史诗的参照框架。贺拉斯的《诗艺》承袭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把史诗规定为一种讲述帝王将相的业绩、悲惨战争的文类，指出荷马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好的示范。贺拉斯对史诗、戏剧和抒情诗有着严格的门户之见，过度强调文类的封闭性和主张各种文类要恪守各自的门户和规则，相对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文类之间的互通性。他说道：“喜剧的主题决不能用悲剧的诗行来表达；同样，堤厄斯忒斯的筵席也不能用日常的适合于喜剧的诗格来叙述。每种体裁都应该遵守规定的用处。”[２](Ｐ１４１－１４２) 　　亚里士多德虽然把语言艺术作品分门别类，但是重点只区分和论述了悲剧和史诗，贺拉斯主要讨论的是戏剧，兼及史诗。这种倾向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很明显，西方文艺理论的重点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集中在这两种文类上，一套以戏剧和史诗为中心的复杂的文类等级秩序逐步确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浪漫主义时期以前抒情诗未曾被明确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来看待，只是对它的不同形式，如颂歌、挽歌、讽刺诗等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讨论。相反，由于史诗在这一时期处于强势地位，许多学者都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它的身上，汪洋恣肆地谈论宏大而崇高的史诗，使得史诗成为文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维柯、伏尔泰、狄德罗、莱辛等都曾对史诗有过相关论述，而且直接影响后世的史诗研究。 　　虽然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史诗、悲剧和抒情诗三大文类，但是直到歌德才开始对它们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从起源论的角度出发，歌德根据有机体生长这一生物学概念和植物类型学及变形的原理，指出这三种文类有着一个共同的内在源头，它们不过是随着岁月推移逐渐从其中分离而发展出来的三个变种。他又与席勒联合撰写了《关于史诗和戏剧》一文，根据描述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的不同区别了史诗和戏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赫尔德等浪漫民族主义者那种把史诗、戏剧和抒情混为一谈的偏颇，肯定了文类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不过，他们都偏爱史诗，倾向把它列入更高一级文类。简而言之，１８世纪的史诗理论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转向，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出于传授作诗的技艺的目的而列出了史诗这一文类，那么１８世纪则是从诗歌分类学的角度阐述史诗的文类性质和意义，由原来旨在制定框架转向解释史诗，使得史诗理论日益成为纯学术的课题。 　　二、黑格尔和维谢洛夫斯基对西方古典诗学史诗观念的继承与突破 　　１８世纪以后，随着与美学密切相关的唯心主义哲学在德国开始盛行，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和发展。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8226;戈特利布#8226;鲍姆嘉登出版《美学》一书，标志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黑格尔在１８３５年出版了《美学》一书，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