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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旅游研究中符号学线索解析 　　[摘 要]在系统梳理国外旅游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别从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旅游符号消费以及旅游符号体验3个层面对西方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予以梳理，剖析了西方旅游符号研究的三条脉络：一是以MacCannell等为代表的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研究，重点关注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的机制以及旅游媒介对目的地代表性符号的建构过程。二是以Culler、Urry等为代表的，对旅游符号消费及其背后隐含的权力机制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旅游消费的象征性意义和旅游符号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权力的不平等性问题。三是以海德格尔存在论为依据的存在主义符号学问题，重点关注旅游体验乃至旅游本身的符号意义。研究认为，旅游符号研究不仅推动了旅游研究的理论原创，促进了旅游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大地扩展了旅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符号消费；符号体验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1-0128-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1.018 　　引言 　　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1]。现代符号学诞生于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Peirce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2]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符号，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人造符号结构，语言中词语的表达和传意深受社会传统的影响（social convention）。Peirce[3]提出了符号三角理论（semiotic triangle），认为符号意义源于所指（designatum）、能指（the sign）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之间的关系，解释项主要受社会文化规则的约定（social convention），他们都强调了符号意义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深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Barthes[4]和Cassirer[1]在更宽广的文化领域将符号学思想予以发展。Geertz对于“文化”的界定也是从符号入手的，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5]文化学家White也强调“符号是全部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全部文化依赖于符号。”[6] 　　在社会学界，旅游一度曾被认为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研究领域。符号学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僵局。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旅游就是一个主客双方运用旅游符号进行互动的过程，现代旅游尤其是大众旅游的发生正是源于社会经济体验赋予了它神圣的意义，旅游不再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其成为了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因如此，Colton强调：“对于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能通过符号理论才能实现。”[7] Hopkins也认为“符号学是解释文化创造的有效的分析工具，其能够系统研究意义的生产，可用于所有文化的研究。”[8]当我们把旅游视为一种文化活动现象时便注定了其将与符号学发生诸多的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旅游社会学家MacCannell将符号学的观点引入旅游研究以来，旅游现象的符号学阐释便滥觞于旅游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旅游现象分析和文化研究的一种经典范式。国外旅游符号理论相对较为成熟，成果颇丰。诸如，MacCannell的景观神圣化理论和旅游符号消费理论，Culler旅游消费行为的符号学阐释以及Urry的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符号分析的观点一直被广为引用，深刻地影响了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近年来，国内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但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符号学理论及概念的简单移植和借用（borrowing），对相关历时性研究成果缺乏归纳、反思，中外研究成果之间的横向比较更是严重不足，因此，国内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虽然看似琳琅满目，但重复研究较多，而真正对学科发展有建设性贡献的理论成果则少之又少。鉴于此，本研究结合旅游社会学科的发展分别从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旅游符号消费以及旅游符号体验3个层面对西方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予以梳理，以期能为国内旅游符号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外旅游符号研究成果间的对话尽微薄之力。 　　1 旅游研究中的符号学视角 　　符号研究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领域，其早已渗透到了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诸多学科，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潜意识的象征意义分析，社会学中Mead和Rose等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t theory），人类学中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分析，Hall的文化研究，还有Deely在动物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