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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档案学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
西方档案学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
1 西方档案学研究的特点
1.1 在研究领域方面,由对档案及档案管理本体的研究向社会科学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延伸
西方档案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超越了以往档案学科仅仅关注档案及档案管理的狭窄领域,一方面成功地将对作为行政管理副产品的档案本身的关注拓展为对档案形成过程,大量引入诸如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对权力与文件、档案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形成了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该领域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即重新认识“鉴定”环节。认为档案鉴定环节充分体现权力的渗透过程,我们一向以为客观、严谨的档案鉴定、挑选过程。实际上是对权力分配的逼真体现,而档案工作者在其间所做的工作不过是起着权力“应声虫”的作用,而且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档案工作者自身并不知道自己受到无形的“权力之手”的支配:另一方面是由专注地研究档案管理的管理过程转向重新审视档案管理与社会事务的关系,将自我封闭的档案管理系统有效地打破,在档案管理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目标之间建立起通道,或者说将原先所谓文件、档案一体化的狭隘一体化变为档案管理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宏大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档案职业角色的社会功能,认为档案工作者将成为“社会记忆的塑造者”,也意味着档案工作者将在权力资源配置机制中赢得一席之地:再次,西方档案学研究将研究对象基础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从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文件,前文述及的文件连续体、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后保管范式,乃至更加细致的“元数据”研究等,无一不是针对电子文件而言的,并且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倾向有加速的态势,以外国企业电子文件管理为例,不同的企业往往根据自身业务管理的需要各自关注不同的侧重点,分别采用适用于本企业的技术解决方案,但共同之处在于外国企业档案工作者除了与我国同行有共同关注的比如电子文件的收集、鉴定、保管等话题,特别关注电子文件管理的应用技术,如在美国企业档案管理论坛1999年的关于电子文件的讨论中,大部分企业对电子文件管理的关注点集中在技术层面,例如采用哪种电子文件著录系统,运用何种技术能完整捕获网页并确保所捕获网页能够在一段时间后重新完整地演示等。
1.2 在研究方法方面,交叉学科和实证方法的运用十分普及
在交叉学科方面前文已经多有述及,在此不做赘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档案学者对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可以说实证研究是以《荷兰手册》为代表的西方档案学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而西方档案学史上著名的学者卡缪、多努、迈斯奈尔、詹金逊、谢伦伯格等人均担任过国家级或者相当级别的档案馆馆长职务,实证的基础客观存在。而笔者曾经多次在西方档案学者近期的论文中也发现诸多的论述建立在实证基础上,限于篇幅,在此笔者仅以一代表性例证进行介绍。瑞典档案学者伯恩特,弗里克松在一篇名为《后现代主义档案学――对一门学科方法论的重构》的论文中,作者探讨了对档案学科方法论基础的改造,提出应当区分本学科的不同领域和分支学科,作者的观点是首先将档案学科分为经验档案学和规范档案学。并各自细分了内部研究领域。在给定大的学科框架后,作者选取经验档案学中的具体档案系统进行分析,并首先给出了档案系统的概念和档案系统的四个分析要素:文件形成者、档案文件、档案功能和档案检索。至此,整个理论框架搭建完毕,作者以瑞典外事部门档案系统为实例,运用四个分析要素对该瑞典外事部门档案系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精辟分析。论证的思路清晰规范,实证方法运用恰如其分,较之许多缺乏实际支撑的纯理论性研究更加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我国档案学研究长期被指为理论脱离实践,如能充分运用实证方法当能有效克服这一缺陷。
1.3 在研究力量方面,主要研究力量相对其他学科分散、弱小,学科影响力有限,学科独立性不足
西方档案事业规模相对中国而言都十分有限,基本上是以数量有限的国家档案馆及其分馆、文件中心为主体的档案系统。如美国的档案事业系统仅仅包括国家档案馆,各州档案馆,14个联邦文件中心和其他各类文件中心,以及总统图书馆:而澳大利亚则只有联邦档案馆及其五个分馆,六个州档案馆:英国则设有英国公共档案馆,130多个区、郡档案馆,印度事务部图书档案馆,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档案事业系统的有限的规模和资源配置直接制约了西方档案学研究力量的配置,美国学界就认为“档案学科狭窄,理论知识浅显”,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界限并不清晰,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档案学位教育,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导致美国档案学教育为求生存,只能依赖图书情报或历史学科的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和课程体系,学科建设根本无从谈起,至今未能取得独立学科地位。
1.4 档案本位思想在西方档案学研究中由弱化向强化转变
西方档案学研究早期极少显示档案学者们对自我定位的夸大和张扬,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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