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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治观嬗变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考察 　　[摘 要]西方17、18世纪主体性哲学将理性确立为人的最高本质，使该时代的法治表现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19世纪主体性哲学发展为实证主义，理性仅指形式理性，法治也是高度形式理性；20世纪上半叶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发展为经验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但这一时期泛化了的法治仍然没有走出单一形式理性的窠臼；战后主体间性哲学的发展重新统一了理性概念，且价值不再是先验的而是可经验的，西方法治在更高层次上又实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主体性；主体间性；法治；理性 　　[作者简介]昊建红，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法学部讲师，法学硕士，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8―0141 　　西方法治社会自近代以来，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关法治的观念可谓卷帙浩繁。不同时代的法治观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而反映某一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会给该时代的法治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人们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特征已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哲学术语予以概括，如果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视角看，西方法治观嬗变的规律是什么?哲学的发展究竟是如何引起法治观的嬗变?鉴于当前学界对此鲜有论述，故笔者撰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以期裨益于我国法治建设。 　　 　　一、西方17、18世纪的哲学与法治观 　　 　　(一)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在17、18世纪，西方哲学逐步确立了人的主体性思想。所谓主体性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两极对立，其核心是理性。所谓理性，是指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世界本身是有秩序的和有规律地变化着的。理性可分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又叫工具理性，是指手段和程序的的可计算性，表示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判断；实质理性又叫价值理性，是从某种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指有关冲突的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 　　虽然西方古代哲学就已蕴含了主体性思想的萌芽，如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从整体上看，在古代认识――本体论哲学的框架下，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人对神的依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受着神意的支配。”古代哲学表明，知识取决于对象而不取决于人，上帝是“真善美”的绝对统一。 　　自文艺复兴开始，人的主体性成为西方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亦将人及其主体性作为两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唯理论代表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将“我思”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划清了界线，确立了认识主体“我”之不可怀疑地位，亦即理性能力的至上性。康德将客体世界划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现象”属于主体可经验、认识的范围，人通过先天之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对后天的感觉经验材料整理加工，使对象获得普遍必然性，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即“人为自然立法”。这样，“知识取决于对象”的传统认识论观念被彻底改造，康德完成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自在之物”属于主体不可认识的超验的范围，这为主体理性的自由创造活动留下广泛的空间(在现象世界人是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自然物)。这样，自由本身便具有了本体论地位，它是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本质属性。在道德领域，意志自由也就意味着意志自律，人不仅自己规定普遍有效的道德律，而且服从自己制定的道德律，即，“人为其自由立法”。康德哲学标志着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可见，西方17、18世纪主体性哲学从理论上证明了“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目的而非上帝是目的，从而张显出人的尊严和伟大。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将该时代的法治观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二)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统一的法治观。在古代，与人的主体性蛰伏和神的至尊相联系，社会秩序的调控手段主要靠宗教、伦理，法律仅局限于刑事镇压领域；而近代以降，随着人的自主、独立意识的增强，宗教及伦理已不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在近代以来有机团结的社会里，维持一个具有多元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的社会和谐有序，则只能靠法律。难怪洛克振臂高呼：“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 　　在17、18世纪，大多数思想家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长于探究事物的终极性本原。他们相信主体能够发现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也就意味着道德上的完美，“真”的也就是“善”的。同理，他们认为实在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最终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自然法。与古代自然法的内核“自然”、“上帝”等不同，近代自然法的内核是“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能够发现的人类共同的权利或正义体系。“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们是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只有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良法，而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