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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问题与对策 　　〔摘要〕 此文拟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可能采用的对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由不同路径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尤其是极大鼓舞了以身体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书写，同时也激发了在文学批评中广泛使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开始陆续做出反思，并期待这些反思能够激发女性主义的中国学术话语，从而增强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关键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0-06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进程是一个早已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的课题。同许多其他西方哲学思潮和批评理论一样，女性主义也是全球化背景之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带有鲜明的理论旅行印迹和知识生产的全球化特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学中各种“主义”的译介和接受一直抱有热情，在众多带有“主义”后缀的哲学思潮中，女性主义是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界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西学资源，这从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量译介和广泛应用的学术成果中可见一斑。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历程，已有数位学者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其中杨莉馨在综合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把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历程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小荷才露尖尖角：投石探路的初期引介（1981―1985年）；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一次浪潮的开始涌动（1986―1989年）；苏醒后的狂欢：第二次浪潮的丰硕收获（1990―1995年）以及高潮后的总结与反思：女性主义诗学的纵深发展（1996―2000年）。〔1〕也有学者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划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1980年代、走向成熟和繁盛的1990年代以及多元化的新世纪等三个主要阶段。〔2〕虽然这种依照每五年或每十年划分为一个阶段的方式有人为切割历史进程的弊端，但从整体上说，这样的划分为学界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大致的线索。在几乎所有研究此课题的学者中，都会提及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们很难忽视或低估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女性研究的促进作用，因为它由政府出面，以体制化的方式唤醒了国人的性别意识，把中国的性别研究推向了“高潮”和“繁盛”。今年是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的第20个年头，人类社会也已经迈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世纪之交以及之后女性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新趋势、新关注，总结目前达成的一些共识并据此思考其未来的发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讨论将以中国文学文化批评领域为主要观察点。 　　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本土经验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大规模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就是这一浪潮中的重要一支。在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已经从对于西方文论的盲目崇拜和单向引进发展到冷静的反思阶段，其中重要的内容集中在西方文论的中国本土化问题。仅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言，有关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课题共立项12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2012年），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3项，青年项目3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可以说，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思考中国在相关论域的推进方式，成为近年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除了上述宏观背景之外，女性研究的学者尤为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同西方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而且它源于女性对于自身的存在以及对于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是因为性别的问题总是同人的存在根本相关，讨论性别问题时无法不与自己身处的社会现实相联系，所以，国内女性研究学者对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解释或指导中国现实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警觉的。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外在冲击力，远远大于我们内在自发的省悟力”〔3〕，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陆续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译介和传播之后产生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思考如何才能让西方文论更为有效地应用于我国的学术研究，解决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 　　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特质，也由于性别问题的社会属性，我国学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研究首先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展开，然后蔓延到教育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王金铃主编的《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2002年）、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的文集《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