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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业转出地政府策略性行为及其治理 　　摘 要：演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进程中，转出地政府的策略性行为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选择性转移、限制性转移、迂回式转移、拆分式转移和驱逐式转移五种。其结果，不仅延缓了区域产业转移步伐，导致了一系列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而且还造成了污染转移和新的区域产业同构。对于今后的区域产业转移，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序转移”的原则，加强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努力实现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的同步推进。同时，还要加大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限度。 　　关键词：演区域产业转移；策略性行为；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26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9-0061-04 　　区域产业转移是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由于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备受学术界关注。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但实践的进展却步伐缓慢，并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为什么在有中央政策指引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区域产业转移却没有如期出现？为什么很多企业迁出之后却无法在最理想的区位落地？为什么许多中西部地区始终无法实现与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有效对接？这其中，固然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但更多地恐怕是与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关。毋庸置疑，地方政府特别是转出地政府应该在区域产业转移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却往往会使其行为偏离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预期，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种种策略性行为，进而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产业转出地政府策略性行为的表现形式 　　所谓策略性行为，指的是那些与正式的制度规范、主流意识导向的行为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的行为。从现阶段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来看，产业转出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这几个区域内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转移的手段和方法各具特色，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策略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选择性转移。选择性转移是产业转出地政府的普遍做法。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会根据本区域内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转出那些产能低、污染大或者附加值低的企业。比如，广东省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布局时就曾出台过指导性政策文件，对从珠三角转出的企业类型有详细的说明。其中，重点转出的包括：五金、制鞋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等对转出地其他产业带动功能较弱或者带动后劲不足的产业，水泥、陶瓷、有色金属等耗能高、污染大的资源型产业。[1]落后地区到珠三角招商引资时，当地政府会主动为这些亟待转出的企业提供交流平台，但对于那些高新技术产业则是严防死守，生怕被落后地区“顺手牵羊”。 　　第二，限制性转移。所谓限制性转移，是指地方政府在允许产业转移的同时却提出种种限制条件，比如限制其转入地、限制其转移方式等。现实中，不少地方政府在同意当地企业迁移的时候都会跟企业进行谈判，要求他们把总部留在原地，实施所谓的“总部经济战略”。或者是让企业在转移的时候只把生产环节转移出去，而把研发、营销等留在本地。就算允许企业整体迁移，也会对其转移方向施加影响。比如江苏省对于苏南地区那些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只是由于大城市空间有限而难以继续留在发达地区的产业，都会以“南北帮扶合作”的名义通过经济补偿或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他们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去。 　　第三，迂回式转移。在产业转移成为中央政策的宏观背景下，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积极响应，制定了各省市的配套政策。但是，也有个别省市迟迟没有出台相关意见，甚至地方领导人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到过产业转移问题。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减少政府干预，完全把产业转移交给市场机制，实则不然。以浙江省为例：21世纪初，浙江的口号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浙商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配置资源；到了2011年，社会各界都在关注产业转移，浙江省却令人吃惊地提出要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并将其作为2012年省政府的头号工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号召在省外和境外发展的浙商回家乡来投资。这种“曲线救省”的独特实践显然与人们习惯性地把浙江当作产业转出大省的感性认识严重不符。 　　第四，拆分式转移。就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当其面临转出压力的时候，企业领导并不能完全自主决定向哪里转移以及如何转移，最终的决策方案通常都是企业、转出地政府、转入地政府甚至包括中央部委在内的多方博弈的结果。例如首钢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论证如何迁出北京，但直到2005年才确定搬迁方案，到2010年才真正停用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厂区。首钢集团最开始在其原料产地――河北迁安县建立了生产基地，然而该基地却一直不被有关部门认可。2003年，首钢又在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