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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野贞中国建筑图像记录 　　图像记录是建筑遗产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原真性”的重要依据。1906至1935年之间，日本学者关野贞对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本文是对关野贞中国建筑图像记录成果的介绍。这些图像记录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研究的起步，发挥了“信息源”和“催化剂”的作用。 　　由于直观再现了拍摄时的原始状况，历史照片已经成为今天文物保护和修缮中“原真性”的重要依据。真正从专业角度对中国建筑的记录始于近代日本学者。1901～1945年之间，专业的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了长时间、大范围的考察和记录，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建筑遗产数据库的雏形，其中尤以关野贞的考察和记录最具代表性。 　　在近代日本建筑史学的草创时期，关野贞（1868～1935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建立的遗产调查、研究方法和保护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关野贞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学”创立者之一。在1906～1935年之间，关野贞通过对中国建筑的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建筑与遗产观。在这个过程中，关野贞拍摄了大量照片，全面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这些照片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 　　关野贞的普查性图像成果 　　关野贞中国建筑的普查性成果，以《支那佛教史迹》。和《支那文化史迹》。最具代表性，二者均是从“史迹”角度观察中国文物的大型图录。《支那佛教史迹》出版于1925～1927年之间，是关野贞1906、1907、1918年三次中国考察和常盘大定1920～1924年之间四次中国考察的成果汇总。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支那佛教史迹》记录文物并不全面。1939～1941年，《支那文化史迹》以《支那佛教史迹》为前身出版，从记录范围、内容、深度和上均作了大幅度提升，成为近代日本对中国文物记录最有分量的著作。二者之外的普查性图像成果，尚有《支那建筑》。但其体系组织更多反映的是伊东忠太的建筑思想。以下重点对《支那文化史迹》 　　（以下简称《史迹》）进行分析。 　　1.《史迹》的图片来源 　　《史迹》包括十二辑图版和十二辑解说，以1906～1929年间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中国考察所拍摄的照片作为记录主体，因此绝大多数图片拍摄于1930年之前。为求记录全面，《史迹》也收录了一部分其他学者的图像成果。因《史迹》未注明每张图片的出处，给今天的利用造成了一定困难。2009年以来，我们课题组通过读解《史迹》的文字解说、绘制著者的考察路线、与《支那建筑》等其他图集对比等方法，基本判明了这些图片的拍摄者和拍摄时间，建立了“中国文化史迹”图像数据库。《史迹》图片2305枚，其中1986枚由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V本靖所拍摄（关野贞662，常盘大定770，伊东忠太52，?V本靖23，存疑479）。其余319枚的出处为：山本明84，太原美丽兴照相馆14，小川一真2、早崎梗吉9、诸桥辙次18、田中俊逸10，结城令闻5，??超武64，转载大阪每日新闻社1、《亚细亚大观》16。 　　2.《史迹》记录内容 　　《史迹》重在勾勒“汉文化史迹”的整体形象。 　　从范围上看，《史迹》记录了中国16个省区的文物，基本呈线性分布，一方面体现了著者对中国文化范围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受交通所限。关野之前，日本美术学者冈仓天心和另一位建筑学者伊东忠太已经先期进行了中国考察，认为汉文化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s，并且选择了基本相似的考察路线。《史迹》的文物分布沿袭了冈仓和伊东的线路，同时以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为背景，反映了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分布的理解上所达成的共识。另一方面，《史迹》涉及的文物多沿当时重要的交通线路分布：南北向的京汉线和津浦线，东西向的陇海线，长江流域的水路，以及东南沿海的海路，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初期考察特征。 　　那么，《史迹》以何种文物作为记录对象？换言之，何为“史迹”？在此需要还原近代日本的文物保护背景。1919年，日本公布了《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将文化遗产分为“史迹”、“名胜”和“天然纪念物”。其中的“史迹”指人为的国宝，包括11类内容。《史迹》对文物类型的选择显示出与近代日本文物保护法令对于“史迹”的理解的一致性，集中于对中国的佛教、道教和儒学的载体如寺庙、塔窟、道观、文庙、书院学宫，以及皇城宫殿、长城及重要的关口等内容上，类似于《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的第1、2、3、4、5、8、11类。对照今天中国国家文物局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可以看到，该书对古建筑的记录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