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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组织自主性研究 　　摘要：本文以广东省级行业协会为中心，通过归纳组织自主性概念和总结影响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理论研究，对行业协会自主性进行测量，在实证分析中探析协会与政府关系强度、协会组织规模两个变量对协会自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强度对行业协会整体自主性、具体的人事与财务和认知自主性具有显著负相关作用，对活动自主性作用并不明显；协会组织规模变量对协会的整体和具体自主性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词：行业协会　组织自主性　群体关系　组织规模　广东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自主性研究已进入学界视野，但自主性尚未作为组织研究的结构变量之一(Brock，2003：57－73)。综观已有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着四个缺陷：一是在将自主性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上存在混淆；二是自主性概念如何测量和操作化的标准不一；三是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管理自主而忽视了形式、事实和认知等方面，因此不能完整地勾画出公共组织的整体自主性；四是有关自主性的研究都采用了个案研究(KoenPeters，2004：101－108)。随着政治私化(privacy of politics)，自主性与公共表达性和失去政治控制相关，对非政府的公共组织赋予更多的自主作用的过程，已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流行课题。 　　然而，中国研究社会团体和公民社会的学者基本遵循一个前提，即“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主的经济、宗教、知识、政治的团体或机构的存在”(邓正来，2002)，将自主性视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本质特性之一，将其常量化，而未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或现象予以关注。在早期，虽有学者提出民间社团的自主性是指与挂靠或主管单位无人员交叉，经费基本自理，活动以体现自我价值为取向(王毅等，1993：71，75)，但只是一个模糊的表述，并未对其进行操作化。2002年在魏乐伯主持的一项研究中，集中讨论了“自主性”问题；陈健民和丘海雄(2002：42－54)在对广州市级社团的研究中，将社会团体自主性概念化为社团领袖的选任、社团日常活动的自由、财政独立和社团对自主性的主观判断四个方面，他们的概念化比早期想法更加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但却未说明为何从这四个方面来界定，也没有深入探究影响自主性的原因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次。 　　在中国，对作为社会团体之一的行业协会(下简称“协会”)的自主性研究就更为缺乏，而西方学者关于社团自主性的众多研究都是以行业协会自主性为前提的。如对行业协会在经济领域具有的竞争性合作治理(Compton，1926：227－239；Becker，1971：179－200)、促进交流和学习、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内部成员的信任与团结而有利于推动行业整体发展(McMillan，2000：2421－2458；Grief，1994：912―950；Grief，Milegron＆Weingast，1994：745－776；Rademakers，2000：139－153)等“市场支持”和“市场互补”贡献(DonerSchneider，2000：261－288)；行业协会在政治领域具有的民主推动作用(Jones，1919：159－169)、私益政府或者新社团主义调解者(StreeckSchmitter，1985：119－138)的准公共角色(Coleman，1985：413―433，1990：231－252；Bell，1995：25－53)，以及在社会领域有利于公民性的培育和保护社区利益(Sharfman，1926：203－218；Baker，1926：77－91)等等。 　　由于协会是多力量的交汇体和联合体，在客观运作过程中扮演网络性的组织“结构洞”，可以将分散资源集中，并进行资源循环与再分配和再生产(张沁洁，2007：192－200)，因而协会是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主性是协会发挥功能的必要基础，但中国协会与国外协会的根本差异在于自主性程度(余晖，2002)，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塑造了协会的特点(Bell，1995：25－53)。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协会自主性的概念界定，分析其自主性状态，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协会自主性。通过对组织自主性的概念、测量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实证分析，或许可视为一种提升协会学术研究的努力。 　　 　　二、组织自主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一)概念界定 　　有关组织自主性的定义并不多见，就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有：(1)强调组织人事的自我任命性(韦伯，[1921]1997：78)；(2)强调组织在管理上较少受到外部相关联组织(尤其是政府)控制的相对独立性(Christensen，1999；Gilardi，2002)；(3)强调组织自身的决策能力(CrRtenden，1993；Brock，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