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艰难处境.docVIP

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艰难处境 　　大约是在1958年前后吧，全国已经出现大跃进的形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我的副博士研究生头衔已经成了嘲讽对象。系里人手又短缺，于是就让我去教中国文学作品选课。过后不久，索性改为助教，正式成了一名年轻教师。 　　教了一年书之后，大跃进的步伐更见加快，学生大编教材，需要教师参予，我就不再讲授作品选了，前后投入编写文学史与批评史的战斗之中。但作品选还得有人教，系里的年轻教师都去大编教材了，实在抽不出人来，于是学校只能从社会上去吸收一些人来临时授课，中文系也就到江苏省文史馆里去请了几位老先生来接替我们上课。 　　当时来了好几位老先生，这里我只介绍两位。一位是陆先生，一位是冯先生。陆先生是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的秘书，冯先生是政学系首脑张群的秘书，视其头衔，即可知非等闲之辈。 　　应该说明，国民党政要的秘书和共产党高官的秘书有很大差别。如以传统文化的修养而论，国民党政要的秘书要高明得多。因为国民党政要在官场上活动时，还是要用文言来应酬，秘书经常要做一些寿序、贺词等文，这些例用骈文写作，平时还要代拟一些诗文参预酬唱。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最上层的人物，在传统文化的修养上，自必要有很高的水平。 　　那位接替我上课的冯先生，是出名的四川才子。他不但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汉赋，自己也能作赋。诗文水平更不用说了，字也写得好。先师胡小石先生常用的一把折扇上，就是冯先生自书的诗作。有一次，胡先生拿给我们看，指着其中两句“人随春水茫茫去，花逐柳絮款款飞”，赞叹道：“才人啊，才人！”足见冯先生的水平之高。 　　但过了两三个月，忽然有人告诉我：“学生在贴冯先生的大字报，对他的教学大为不满，要求你回去教他们。”我大为惊讶，赶到图书馆前去看，果然看到了好几张这样的大字报。学生措辞很激烈，但主要是说冯先生不会讲课，倒还没有牵扯到他曾为国民党服务之事。 　　我可没有一般年轻人那么容易自我陶醉，真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学问上有什么高水平。我想了好久，总觉得对古典文学而言，我与冯先生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一个研究生课程还只念了一半的年轻人，能和老师宿儒四川才子相比么？ 　　当时流行这么一种观点：老年教师有材料，年轻教师有观点。后者的资本也就在这里，年轻一辈底气十足的根本就在这里。但我在这方面无资本可言，在观点上自知也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从掌握阶级观点而言，一般认为出身好的人苦大仇深，一心跟着党走，可以自发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出身不好，无法达到这种高度。从我的政治身份来说，非党非团，说明自己觉悟很低，要说观点上定比老先生高明，也无法开这个口。 　　我一直感到纳闷，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说明何以会比老先生更受学生欢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传入了很多新名词，这才发现其中有一个常用的词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包装”。我突然感到，我之受到欢迎，是我会包装；冯先生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会包装。 　　那我又是用什么手段包装的呢？只是因为学了文艺理论，学会了用新的词语来包装古代文学作品，这就显得新鲜和精彩，可以吸引年轻的学生。 　　那我用的又是什么理论呢？分析起来，主要内容为苏联式的文艺理论。 　　建国初期，特别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约是在1953年吧，教育部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来讲文艺理论，在北京大学内办了一个学习班，好多高等院校都派教师前去学习。这种理论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大家奉之为金科玉律，一切研究都得奉之为准绳。此人叫做毕达可夫，原是乌克兰大学的副教授。我在北京工作时有一次在戏院里见到过此人，一个手臂已截去，是在卫国战争中致残的。当时苏联年轻人都上前线，毕达可夫勇敢地参加卫国战争，见到他时，我真心存敬意。但这与学问是两回事。毕达可夫的这份讲义虽然风靡全国，控制了中国学界，但他的水平却不能说很高，感觉不到有多大精彩之处。 　　毕达可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老师季摩菲耶夫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与此同时，季氏的书《文学原理》也分三册翻译出来了，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苏式理论，大家又热情地学习了一番。我的老师方光焘先生看了这书后，微笑着说：“这与我们讲的差不多。” 　　方先生是建国初期教我们文艺理论的老师。他先后在日本与法国留学，学的当然是正宗的西方文艺理论，当年他教文学样式时，也从亚里士多德的诗歌、戏剧、小说理论讲起，诗歌中讲到抒情诗与史诗，且按这一文体的严格意义上说，认为《诗经》中的《生民》《玄鸟》等诗还不能称为史诗，因此在我们看来，方先生的文艺理论更高一筹，他是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了。 　　方先生耿直敢言，但他毕竟年事较高，讲话有分寸，故无大碍。其时，程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也讲文艺理论，毕竟年轻气盛，对毕氏大为不敬，说是他应该来听我的课，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这也是罪证之一。因为这是对待苏联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