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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碳排放对产业结构影响实证分析 　　摘 要：当前，西安市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与此同时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而产业结构调整是西安市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一个突破口。研究碳排放对西安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针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减少碳排放的途径，以期为西安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关键词：产业结构；二氧化碳；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9-0024-0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根据联合国政府2007年评估报告，当前，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导致各种极端气象频繁出现，而且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费紧密相关，特别是全球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也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于左、孔宪丽，2013）[1]。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形态也不断调整改善。然而，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资源、环境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西安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日益受到关注。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注较多，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首先认识到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率先提出大力发展本国清洁产业，从而降低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本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得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Moudatsou Kyrkilis，2011[2]；Drucker Feser，2012[3]）。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直接转移到环境规制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该国直接从境外进口污染产品进行替代，消费的同时却不用承担污染的损害，即“污染避难所效应”（Hofer Eroglu，2010[4]；Silva Soares，2013[5]）。 　　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多数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措施的增强，会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进而推动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闫文娟、郭树龙，2012）[6]；最终将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进展，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不断降低，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进一步促使环境污染的减少（郑丽琳、朱启贵，2013）[7]。另外部分学者则认为，环境规制措施不能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我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大国，环境污染仍然比较严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并不成立。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基于二氧化碳减少导向的环境规制措施，有效控制了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促进了企业的技术革新。然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环境规制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中小企业的治污成本和生产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经济利润和竞争能力（肖红、郭丽娟，2006[8]；沈能，2012[9]）。 　　二、西安市碳排放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模型构建 　　碳排放量（CO2）：西安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西安市第一产业增加值（cy1）：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西安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西安市第二产业增加值（cy2）：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西安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西安市第三产业增加值（cy3）：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西安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主要利用1980―2014年年度时间序列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西安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本研究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西安三次产业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为了防止“伪回归”，需要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本研究主要使用ADF统计法检验了西安市单位GDP的碳排放量（lnCO2）、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1）、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3）四个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经过ADF统计检验可知，第一产业占GDP 比例、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和二氧化碳四个变量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这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说明两年lnCO2、lncy1、lncy2、lncy3四个变量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 　　（二）协整分析 　　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使用Johansen协整统计法检验西安市单位GDP的碳排放量（lnCO2）、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1）、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lncy3）四个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方程（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四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