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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史观对中国美术史研究影响 　　摘要：中国的传统绘画史学发展到20世纪后，因“西学东渐”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逐步受到西方艺术史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开始形成现代形态，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逐渐具有“国际眼光”。滕固将“艺术风格学”引入中国。方闻针对中国绘画和书法的特殊性，在风格理论基础上，创新提出“视觉形式结构分析”法。而与“艺术风格学”对立的“图像学”方法被巫鸿应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从以上诸人的研究可以一窥20世纪至今，西方艺术史观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研究；西方艺术史观；滕固；方闻；巫鸿 　　中国对绘画史、书法史的研究，自古有之，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开始著书，既重视视觉性又重视文化性，且有叙有论。到20世纪以后，西方出现“新艺术史”思潮，将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作为核心内容的“旧艺术史”颠覆，进而以理论阐释与方法论为艺术史研究的核心。本文以滕固的艺术风格学法、方闻的视觉形式结构分析法、巫鸿的图像学法为例，探讨西方艺术史观影响下的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 　　一、艺术风格学 　　艺术风格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美术史研究中从形式风格角度出发的一种新的史学方法。主要以奥地利学者李格尔和瑞士学者沃尔夫林为主要代表。李格尔提出“艺术意志”，着重分析艺术风格内在发展的历史。沃尔夫林在其著作《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巴洛克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对比分析提出艺术史风格上的五个对立的基本范畴，如平面和纵深、线描和涂绘、封闭的形式和开放的形式、多样性的统一和同一性的统一、清晰性和模糊性。 　　虽然艺术风格学问世后反响热烈，但李格尔和沃尔夫林的影响局限于德语国家。作为早期留学德国的美术史家滕固将“艺术风格学”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他的专著《唐宋绘画史》中主张根据风格划分历史时期。 　　滕固在他1933年的《唐宋绘画史》中，以风格作为全新的划分依据，打破朝代限制，将唐宋绘画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前史至初唐，以人物画为中心，配景上略有进步，而山水画还是在宾位，佛教画仍旧趋奉外来风格，还没有达到独创的地步。第二时期为盛唐，风格转换，其一山水画转变原来的附属作用而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且自律地发展。其二是佛教画摒除了外来的拘束，自成格式。第三时期为盛唐之后，山水画技巧上取得显著进步，毕宏的纵奇险怪，张?b的秃笔和以手摩绢，王洽的泼墨，荆浩的笔墨兼顾，这都是予盛唐时代成立之山水画以增益、弥补、充实的实例，在佛教、人物、畜兽、花鸟方面也是这样。第四时期为五代及宋代前期，山水画的发展达到格法齐备，诱起后来墨戏和院画的波折之形势。第五时期为宋代中期及后期，士大夫画最明显地表示胜利状态，墨戏画兴旺，院体画发展。滕固将美术史视为风格发展的演变史。 　　但滕固运用艺术风格学研究中国美术史，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以往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著作大都是“随笔札记”。实则不然，不符实际，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宋代郭熙的《图画见闻志》都是体系严明的中国书写方式的绘画史书。滕固在撰写《唐宋绘画史》时，大量引用了他所谓“随笔札记”的画论，也正因他结合本土的画论与客观事实，才使得他的著作充满学术性。 　　二、视觉形式结构分析 　　20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果，方闻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身处西方文化背景中，受到李格尔、沃尔夫林“风格史”理论的影响，但也提出质疑，认为不适合给尚未证实真伪的中国画进行断代，因此他创新性提出“视觉形式结构分析”法。 　　我们在为一件作品断代时，“无视风格演变综合影响与创造等复杂因素，单靠从表现到外观抽象的一连串关联物，多半容易混淆视听。按照我们的时代风格观念对个别作品进行断代，而这个时代风格观念又必须以某些作品为基础，来加以确定、扩充和提炼，陷入循环趋势”。方闻提出的视觉形式结构分析，旨在克服给中国绘画断代所面?R的循环论证的困境。他以夏皮罗的“风格”定义来认识中国画的情况，看出在“形式因素或母题”“形式关系”和“品质”三方面，中国传统画史家侧重的是形式因素或母题及品质，在叙述风格时忽略了形式关系。因此他的形式结构分析，在其1963年的《山水画的结构分析》中，有叙述“先确立多少是有可靠日期的一系列代表作，再通过对这批代表作的风格分析，得出每个时期的‘视觉和结构的原则’，运用这些‘原则’来确立其他一些存疑之作的年代与真伪”。 　　1984年方闻运用“视觉形式结构分析”研究中国书画。从结构角度对中国山水画发展做创造性研究，注重绘画语汇、风格造型和图绘性表现的密切联系。第一章为雄伟山水画的图绘性表现，生活和创作于五代及北宋初年的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和李成。第二章为北宋书法艺术，对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比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