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现实基础和原因.docVIP

试论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现实基础和原因 　　中唐诗人李贺，是诗史上一位奇特的“鬼才”。他的诗歌素来以悲凄、怪诞著称，其诗作从里到外都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剧意识。细读李贺生平不难发现，李贺生在一个极富悲剧意味的时代，其个人有着极具悲剧色彩的性格，又遭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悲剧性厄运，最后以27岁的夭亡为生命划上了个悲剧性的句号。“如果说科学的世界是人类理性的世界，那么艺术的世界就是人类情感的世界、体验的世界。[1]”李贺短暂的一生，一直在体验生命的悲苦，其诗歌中也便有了悲苦的底蕴，可以说，社会、自身性格、人生际遇等构成了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现实基础和原因。 　　 　　1、社会因素 　　 　　李贺生活在公元79O一816年，正值安史之乱后不久，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纷争，朝政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短暂的27年，李贺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三个王朝，虽然贞元、元和之际是唐后期政治、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但这实在是一个饱经丧乱，暂存喘息的苟安时代，是一个日趋没落，走下坡路的时代。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流离以及各种矛盾的激化，无疑会加重文学作品的悲剧感染力。 　　文学史上历来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残酷的社会现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之愤怒焦灼，时代在为诗人提供创作源泉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忧伤的悲剧人格基础。李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其诗作也就附带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其感伤、哀怨、怪僻的吟咏，实际上是对这个几乎令人绝望的时代的控诉。现实的残酷与其政治理想的尖锐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李贺在这剧烈的矛盾碰撞中找不到出路，其“上天”、“入地”反复求索，仍是迷茫而穷途的，李贺所处时代的残酷不可根治，大唐王朝的衰微己成定局。因此，时代的悲剧定格匡定了李贺的命运。 　　 　　2、生理因素 　　 　　李贺一生只活了27岁，最后死在病床上。无论史书记载，还是李贺诗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贺有一张怪诞的面孔和一个多病之躯。时刻都要面对疾病所带来的诸多痛苦和无奈。这使李贺的创作思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毕竟一个病痛缠身的人躺在榻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芳草绿地、青山碧水此类风格的作品。 　　从史书的记载及李贺诗歌的自我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李贺自小就体弱多病，气血两亏。他是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伴随着疾病的催逼长大的。成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不但没有随着青春发育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几乎是终生与药气相伴。“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等诗句表明，生病、服药竟成了李贺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另据刘衍著《李贺诗传》载:“李贺少年写诗，用功刻苦，不注重身体，所以健康状况并不好。不到十八岁，他的头发即已斑白。”[2]李贺在长安做过三年奉礼郎之后，又因病回到了家乡昌谷。“终日伴随老母在家养病，……这一段日子，他服药很多，读书、写诗很刻苦。”[3]后来李贺到潞洲投奔好友张彻，同样是客病他乡，“连回昌谷的精力也不够，他病染沉疴，生命已危在旦夕了。”[4]更令李贺惶恐的是，疾病未除，早衰的征兆也无情地呈现在眼前:“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春归昌谷》)、“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长歌续短歌》)、“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等等。早衰的征兆在李贺的内心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他不能像同龄人那样将死亡看作是一件遥远的事，因为病痛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这对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李贺来说，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与此同时，孤傲、旷逸的个性与李贺怪异相貌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生理上的诸多因素，让李贺时刻面对着死神的威胁，其心理也时刻处于焦灼状态中。 　　身体因素是李贺诗歌浓重悲剧意识的客观前提，生理境况已经形成了影响诗作风格的重要因素。美国人格理论家高尔顿?阿尔波特在经过大量论证后，提出了相对权威的健康人格标准，他认为: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要有健康的体质和心理，才能够正确、客观地看待各种事物，公正、宽容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从李贺的诗作以及关于李贺的资料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贺身体孱弱多病，心理素质不够稳定，对人生、对生活消极悲观，缺少一个青年人应有的健康与生命活力，于是在创作中，李贺一味主观地膨胀和扩大自己的痛苦，人为制造悲凄渗淡的气氛，将自己沉浸于感伤之中，过分地自尊、自爱、自赏、自怜。这些都在不同侧面影响着李贺诗歌的主体风格。 　　 　　3、性格因素 　　 　　李贺的性格是悲剧性的，抑郁、孤傲的性格为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打下了人格基础。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就此，我们可以着眼李贺的诗歌：一是在诗歌中反映出其不顾体弱多病的自身条件，重武轻文，梦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