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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意义 　　摘要: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西安事变国民党内战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1936年秋冬,以西安为中心的大西北是各种矛盾的聚集地,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8月,日本策动绥远事变。傅作义发起绥远抗战,举国募捐与声援,张、杨请求出兵,一时,西北成了中日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北,这里又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殊死搏斗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张、杨秘密联共抗日,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构成了足以与蒋介石误国政策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蒋介石恰在这时亲临西安,部署大规模“围剿”,使联共与“剿共”的矛盾骤然白热化。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联共与“剿共”的矛盾、抗日与妥协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等等,一时都集中在这里。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调军“剿共”。张、杨二将军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将在陕视察军务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全部扣押,并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八项主张,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经过延安(中共代表团)、西安(东、西北军)、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三方面代表的和平谈判,到12月24日,达成了六项协议,这些协议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之后,至此如无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应该说已得到了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摆开了武力进攻西安的阵势,西安方面对此极为震动,又一次出现了不亚于蒋介石被扣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南京与西安方面再度对峙。在这种紧急关头,能否和平解决好事变的善后问题,便成为能否实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初衷的关键,因而成为西安事变是否获???最后和平解决的根本标志。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必然性 　　 　　1.中共的调停起了关键作用。中共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由此引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一是由此结束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确定了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平解决,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政治军事上积极援助张、杨。为此,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和张、杨谈判,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蒋介石被释放后,中共又做了大量工作,督促蒋遵守诺言。中共做的这些工作,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所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杨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伤害蒋介石的意思。在事变当天,张、杨除发表了八项爱国主张外,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等,说明发动事变的目的,处处表露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国内局势危急。张学良深感不仅有违停止内战的初衷,而且可能爆发新的内战,亟待事变和平解决。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时,蒋鼎文已经张学良同意持蒋介石手令返回南京。南京政府内的主和派力争和平解决,这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是一致的。端纳到西安和蒋鼎文回南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了动向。 　　 3. 美、英两国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展惊,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重视,在事变的处理上力主和平解决。长期以来,在对华投资和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美、英两国,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反对日益崛起且有重新瓜分世界强烈要求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尤其是与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露骨地要把英美资本排挤出中国的日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美、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两国报刊公开责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西安事变发生后,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为避免事态扩大,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和缓。 　　 4.苏联和共产国际倡议并致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对张学良、中共中央乃至蒋介石都有很大影响。苏联清楚地知道,挑衅行动只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