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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宁远之战对后金政权影响 　　 摘 要：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失败，八旗军首尝败绩。八月，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身死，后金统治区域内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激化。与此同时，位于后金政权东部的朝鲜和西部的蒙古诸部也严重威胁着后金的安全，新汗皇太极面对严重的内外交困形势被迫进行内外政策的调整。红夷大炮在宁远城防战斗中的良好作用受到了交战双方的重视，刺激了火炮技术、军队建制、战略战术的发展。 　　 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东北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创立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落。从对明宣战之日起，努尔哈赤马不停蹄、箭不离弦，接连攻陷开原、铁岭，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挥师南下，占领包括辽阳、沈阳在内的辽东70余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西占重镇广宁。后金军一路势如破竹，明朝野上下大为震动。广宁失陷后，孙承宗接替王在晋出任辽东经略，孙承宗经略辽东4年，形势大为好转，辽东形势好转之际，孙承宗因得罪魏宗贤等阉党去职。阉党分子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尽撤关外守军入山海关。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悉闻辽东经略易人，亲率大军6万征明，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宁远城，大有一举尽占明关外之地之势。宁远守将袁崇焕坚决抵制高第的逃跑行径，率领不足两万军民坚守宁远孤城。 　　 袁崇焕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防守策略，充分发挥明军火器优势，以逸待劳，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同时激励士气，严查奸细，宁远城上下同仇敌忾。努尔哈赤于正月二十六日下令攻城，围城三日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无奈之下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城以牵制袁崇焕，暗中命武讷格履冰渡海，抄掠明军囤积物资的觉华岛后撤围而去。 　　 一、努尔哈赤之死 　　 宁远一战，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终结。“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忿恨而回。”[1]同年八月，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于?ゼΡぁＥ?尔哈赤的死亡，对后金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君主的死亡往往意味着政权更迭时内部的动荡，尤其是后金这样的刚建立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其体制内部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汗位继承制度，而且还残留着大量部落民主制的残余。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初汗权并不稳固。早在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就被任命为贝勒，是为四大贝勒。依旧制，新汗皇太极与其他三大贝勒共理朝政，汗权受到极大威胁，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的汗权与王权的斗争日趋激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共理朝政的旧制，自己大权独揽，汗权独尊。其间皇太极寻机削除异已，除大贝勒代善善终外，阿敏于1630年被皇太极削爵囚禁，莽古尔泰卒于1632年，死后被揭发有谋上之罪，被追夺其封爵，皇太极的汗权至此才得到完全巩固。 　　 二、皇太极的内政调整 　　 努尔哈赤晚年在辽沈地区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对内政策的失误造成后金统治的不稳定，及至宁远战败，努尔哈赤身死，战争的失利以及君主的死亡使辽东后金统治区域内本已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后金的统治处于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 　　 努尔哈赤晚年的政策失误，突出表现在民族政策上。后金占领辽阳、广宁等汉族聚居地区，成为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民族后，在这一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2]可见，努尔哈赤时期，汉民的地位与奴隶无异。 　　 努尔哈赤的民族压迫政策首先是强令汉族剃发，践踏汉人民族尊严，屠杀拒绝剃发的汉族人民。其次，实行女真与汉族同住的监视政策，以女真人监视汉人，纵容女真人掠夺汉人财产，奸淫汉人妻女，引起极大的民族仇恨。再次，大量迁徙辽民，将新占领区的汉族人口北迁。抛荒其土地，焚毁其房屋。致使大量汉族居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最后，清查粮食，征发差役。屠杀所占有粮食不达标的所谓“无粮人”。 　　 上述民族压迫政策在宁远大战前已经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后金统治区域内的汉族逃亡、投毒、袭杀、暴动等反抗活动频发。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国内危机的情况下进攻宁远的，在宁远的军事失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危机，二者形成恶性互动。如果不改变过去的错误政策，后金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对内政策调整成为摆在新汗皇太极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皇太极即位第四日便发布了调整民族政策的新政令。上谕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3]从前被迫逃亡的汉人得到了赦免，汉族逃亡现象得到缓解。 　　 接着，又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