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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心雕龙唯务折衷 　　摘 要：按照《文心雕龙》“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刘勰在处理文学批评中的争议时，取其折衷，自成一家，能够避免偏执一端，具体体现在探讨诗歌的抒情性和文体之变，尤其是评论五言诗时于诸家观点之中兼顾古今，包容并蓄，其折衷思想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深受传统文化和佛教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文心雕龙；唯务折衷；抒情性；文体；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030-03 　　刘勰在《序志》中明确提出了他的研究方法是“唯务折衷”，“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在这一方法标准的指导下，《文心雕龙》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时能够取其折衷，包容并蓄。刘勰对诗歌抒情性的认识、探讨文体之变、评论五言诗的地位等具体的问题中均能体现这一折衷思想。 　　一、《文心雕龙》中的折衷――刘勰论诗歌的抒情性 　　“言志”与“缘情”一直是文学批评领域争论不休的命题，《文心雕龙》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理论，同时对诗歌的抒情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诗歌并不排斥抒情。《明诗》篇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2]由此可知，刘勰所理解的“志”包括了情感意志，是诗人整个内心世界的呈现。正如张少康对他的评价：“在文学创作上的‘言志’与‘缘情’的争论中，他从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出发，是主张情志统一的。刘勰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情感是不能分开的，也是不能偏废的，应当是情中有志，志中有情。……《文心雕龙》全书都非常重视感情在文学创造中的作用，而且对此有非常清醒的理论分析。”[3]刘勰推崇《诗经》，对“为情而造文”的诗歌大加赞扬。刘勰认为诗歌具有抒情性是自然之道，人的情感与外物相互契合，自然而然有感而发然后成为诗歌。如《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知音》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5]他还反复强调“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征圣》：“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6]认为“志足、言文、情信、辞巧”都是写作文章不可或缺的条件。《情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时，更是区分主次轻重，“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7]，强调“情”的地位高于“辞”。《附会》篇“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8]，认为诗歌创作必须以情志为灵魂。《文心雕龙》对诗歌抒情性的深刻认识源自对当时“缘情说”文论观的观照，陆机《文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糜”的主张，反映出魏晋南北朝对诗歌抒情性的自觉和激扬这一特点，《文心雕龙》中众多对诗歌抒情性的探讨显然是受这一时代特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说的“情”是指理性的情感，“情”与“理”相互渗透，将抒情性与说教性混为一谈，这一点又区别于“缘情说”强调情感的独立地位。《文心雕龙》中“情”与“理”的概念有时互相替代。如“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9]；“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10]。这反映出刘勰依旧囿于传统，尽力糅合“言志”与“缘情”两说。此外，传统的诗歌理论虽不排除抒情性，但认为情感应当有所节制，好的作品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刘勰正是秉承了这种传统的诗歌观点，《情采》篇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11]刘勰所欣赏的情感要符合“约而写真”的要求，抒发情感的目的在于“以讽其上”，“情”与“理”不可分割，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刘勰按照这种价值标准对诗歌个体进行品评，他称赞《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2]对曹操《苦寒行》的评价则不高：“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3]认为曹操的诗歌只是具备正声的形式，其实是俗曲。刘勰的依据是曹操诗歌中言志过于杂荡，抒情不离哀思，哀伤的情绪表达过度，失去分寸。刘勰评论诗歌的标准仍旧遵循着传统的诗论观：“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14]对抒写强烈情感的诗歌持有偏见，否定怨志诀绝的作品，认为诗歌创作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