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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当代理论缺失 　　［内容摘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人格修养上，儒家伦理道德注重士人、君子和圣人理想人格的培养，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关注不够，因此缺乏普适性；在伦理道德体系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导致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弱；在性质上，儒家伦理道德因其注重个体的内在修养而忽视对他人的德性要求，因而是一种自我范导的道德，而不是相互范导的道德。 　　［关 键 词］ 儒家；人格；血缘；公德 　　［作者简介］ 李慧敏，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可以说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然而，“孔子之说盈天下，孔子之道未见行”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找出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建构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在道德主体上，儒家坚持精英主义的立场，强调理想人格的培养，对普通群众的道德关注不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不仅意味着周天子统治秩序的崩溃，而且标志着以贵族政治为中心的政治模式的终结，这必然导致士阶层登上政治、文化舞台，成为时代的骄子，而相应的以士大夫政治为中心的政治模式的构建也就成为必需。生活在这样风云突变的时代，孔子以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系统思考处在转型期的社会与现实，以仁为中心，提出了士、君子、圣人三层次的人格修养思想，为士阶层提供了立身行事的准则，也为士大夫政治模式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士作为一支新兴的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士自然也就成为孔子及其弟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论语》有好多处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士的言论：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啊，有杀生以成仁。”②显然，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观念中，已经把“志于道”作为士的突出而首要的特征。孔子对于“士”的这一定位，使得“士”由贵族社会之游离分子变成为有理想、有操守的社会文化中坚，而“士”由此也就成为儒家入德之门，成为儒家人格理想的第一阶梯。 　　相对于士，君子无疑是具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事原则的人。孔子也是较早深入探讨君子概念的人，在《论语》中，君子一词比较常见：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③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德的总名是仁，所以，仁就是君子的最基本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君子和士显然有别。君子把道德律令已经内化为自己的心性，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君子与仁的这种深刻关联，是君子人格的本质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理想实现的途径。 　　但是，君子不是孔子理想人格的终点，圣人才是孔子理想人格的终极目的。孔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尧、舜、周公、文王，他说：“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⑤“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换乎其有文章。”⑥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⑦在他看来，唯有王者才能真正成为圣人，因为只有王者才能真正实现仁德的圆满。所以孔子的圣人理想是圣与王的统一。 　　由此可见，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不仅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提出一整套人格理想思想，对于儒家乃至于整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具有深远的影响。但作为一种道德体系，儒家人格理想由于其高远性而缺乏实现的有效途径。这种人格理想作为社会某些“思想精英”个人的终极关怀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就显得过于严苛。尽管人人“性相近”，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有一颗向善之心。但“习相远”，处在不同的物质和文化氛围中的人们事实上不可能人人、处处能使这颗向善之心充沛地显发出来。即以孔子的弟子而言，尽管有夫子常常以仁道诲之不倦，也只有颜回能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的人则只是“日月至焉而已”，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因此，儒家立足于人性之善对于普通大众所指出的社会性的道德要求就难免因为过于理想而不能切合实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人们对于“存天理，灭人欲”这一道德要求的反抗就已经突显了这个问题。同样，在今天的社会中，“儒学也仍然面临因为道德要求陈义太高，而不能切合于‘愚妇愚夫’的生活实际，从而难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规范的问题”⑧。在这种意义上，今天我们在社会道德的建构中，提出“八荣八耻”，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规范普通群众的行为，而放弃那种高蹈的、过于理想化的道德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