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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末民初中国航商诡寄经营 　　摘要：清末民初的中国航商，采取境外注册船籍、直接在境内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帜、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以外商名义报关纳税及附股外轮公司等方式托庇洋行诡寄经营，利用外商特权逃避政府管制和繁重赋税，躲避战乱和匪患，并从航运经营中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诡寄经营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分析其成因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于我们正视并妥善解决在今天中国航运界广泛存在的船籍外移问题将不无裨益。 　　关键词：航商；经营；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54-05 　　 　　所谓“诡寄”，源于明朝，在“一条鞭法”实施后，大户人家为人命偷逃赋税，将田地伪报、隐藏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所谓航商的“诡寄经营”，即中国航商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和繁重赋税，躲避战乱和匪患，利用各种方式寻求列强庇护，利用外商特权从事航运经营并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种由于政府对于航运业的严格限制及外国航商特权泛滥引发出来的现象。举凡外国航商特权所及之处，大抵就有中国航商的诡寄经营。航商的诡寄经营现象始于1840年代五口通商后，在1850-1880年代达到高潮，并且延伸到民初。清末航商的诡寄经营重在逃避政府管制及沉重赋税，而民初则重在躲避战乱和匪患。 　　 　　一、中国航商诡寄经营的方式 　　 　　中国航商诡寄经营活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船只悬挂洋旗，假借外商名义进行航运经营。而要达成诡寄经营目的的方式方法很多，有境外注册船籍、直接在境内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号、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以外商名义报关纳税、附股外轮公司等等。 　　 　　(一)境外注册船籍 　　将船舶在境外注册，今亦称船籍外移。这种活动最早见诸于“实为划艇贸易与贩运猪仔之中心”的澳门，“盖以华艇船身系为西式而帆则为华式，且什九系华人所有而为之驾驶，惟图悬挂洋旗以为保护起见，故在澳门政府注册。”而华商船舶“在英国香港殖民地的注册能够很便当地用通过殖民地的特别法规的办法而予以批准”。以后这种恃洋旗为护符的划艇在整个沿海泛滥，“(1843-1858年)期内悬挂洋旗航行中国沿海之华艇，为数甚多。此种船只，常驾赴未经开放之各埠贸易，故某评论家只谥之日走私船只。彼等名义上俱属洋籍，多数悬用葡国旗帜，亦有悬用英旗者，实则全为华人所有。且均由华人驾驶。因在澳门香港注册之故，遂恃洋旗为护符，从事于不法贸易焉。”也有中国航商将船只在西方殖民地的槟榔屿、新加坡、暹逻、爪哇、菲律宾等地进行注册，然后开回国内以外商名义从事运输及贸易活动。 　　 　　(二)直接在境内向外国驻中国领事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帜 　　鉴于葡、英两国可以借助澳门、香港两块殖民地很便利地对华商船只进行注册，而“这个需要是如此迫切，这个引诱又如此巨大(从注册费和船舶费来看)”，于是其他国家的领事们当仁不让在中国境内干起了原本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他们本国政府授权的事情，争先恐后地向华商船只出售航行证和外国旗帜。在中国境内将一艘华商船只挂上外国旗帜，其实在各国领事的鼎力相助下，运作程序并不复杂，“即将快艇的理论上的(按即名义上的)所有权转让给外国人，再由该外国人按照船只的十足价值以一纸抵押单。连同经营该船的权利一并给还这个中国人。外国旗于是悬挂起来以为外国所有权的证明，但是除非在和中、外当局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他的名义上的所有权足以使随时发生的这种法律纠纷被提到领事裁判权法庭的时候，船舶证件上所开列的这个外国人是向不露面的。”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白干的，其间每一个环节都须用银子来衔接，“我相信一个洋人通常都是接受约一百圆钱来宣誓该船为其所有。同时以高于原船的价值把船出赁出去。另一个洋人每月接受四五十圆作为名义上的船长。第三个洋人每次航行接受十圆来办理划艇的装货和卸货手续，与海关发生纠纷时由他出面。这种船和洋人的关系大致就止于此了。航行与经营则完全是由华人来办并为华人所有。”当然，华商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悬挂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中国船主都喜欢悬挂西班牙国旗，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国旗来得便宜。用较低的工资就可雇得西班牙国民和马尼拉的土著居民当船长，昼夜都在船上值勤；此外由于无论在宁波还是在其他长江口岸都没有设西班牙领事馆，也就用不着向领事馆交钱。”因此，在1850-1860年代的长江航线上，悬挂洋旗的现象与轮船航行的改善相偕俱来，以致一面洋旗和一本外国护照售价高达白银50至200两。也有华商直接在境内购买洋行船只，连同航行证和外国国旗一并收购。 　　 　　(三)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 　　也有航商为规避政府管制而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1866年。中国航商购买了一艘773吨的轮船，交英商轧拉佛洋行代理经营。1868年，又有一些中国航商购买了一只665吨的“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