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白居易琵琶行叙事性.docVIP

试析白居易琵琶行叙事性 　　白居易《琵琶行》（以下简称《琵》）自产生以来，便声誉鹊起，从唐宣宗所赞“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至清人张维屏感叹“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并且成为后世戏曲题材的重要选择，可谓流传广泛，影响巨大深远。不仅如此，它也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传统经典篇目，被选入人教版教材必修三中，足见其地位和价值举足轻重。但是，很多教师对其应该怎样解读并实施教学，特别是对它的叙事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常常陷入解读误区和偏狭之中。倘若沿着叙事性的角度，在我国传统叙事理论基础上，借鉴符合《琵》文本要求的西方叙事学理论给予整体审视和细读，更深层次地挖掘曾被忽略的叙事内涵，那么，或许会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和解读途径。 　　一、文体特征和叙事性弱化 　　《琵》中的“行”，源于汉乐府与古诗，是古诗中的一种体裁。《琵》又被称为《琵琶引》和歌行体叙事诗。南宋姜夔较早的阐释过各诗歌题名意义：“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①明代徐师曾《诗体明辨》解释道：“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也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他们都共同指出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具有兼容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特征；至于在一篇中孰轻孰重，?t应具体文本具体对待，而《琵》具有借事传情、因情传事的突出特点，即使叙事，也是在抒情下的叙事。《琵》称“长庆体”是始于宋人，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但并非是单纯的叙事，而是在抒情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叙事诗。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后说：“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王清献《唐诗中的叙事性》出自《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可见，《琵》的重心在于表达诗人的情感，白居易曾旗帜鲜明地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策林》六十九） 　　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本该与抒情性同等重要的叙事性，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弱化），甚至被漠视，即使对叙事性有所涉及，也仅仅停留在粗糙的勾勒概括上，严重缺乏在叙事视野下的情节结构、故事人物以及音乐描写、景物描写和故事人物的关系诸方面的整体细读和深入探究。这种现象除上述文体原因外，还存在着种种复杂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琵》的接受史和批评史来看，学界始终注重其抒情性和社会政治意义，而轻视其叙事性和系统的叙事学理论建构。我国叙事诗并不发达，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才集中出现了一批叙事诗，“中唐诗坛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正统文学的趋向终结和市民文学的兴起。于是诗歌从内容到语言上都出现了新的转变。”②事实上，真正确立和形成《琵》叙事诗地位的标志是明代戏曲评论家何良俊的评论：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直到清初贺贻孙《诗筏》方认为，如《琵》诸篇“才调风致”“描写情事，如泣如诉”，“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体才得以公认。但是，这些评论只是宏观性的且十分注重其抒情性，至于《琵》的叙事性有何具体特征庶无评说。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③《琵》叙事性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原因由此可窥一斑。 　　其次，之所以弱化或忽略《琵》的叙事性，与语文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有关。《琵》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在于识记背诵、语言理解、思想情感把握及艺术手法鉴赏，乃至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出发，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客观上冲淡了对其叙事性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强调它的抒情性，并不意味着舍弃其叙事性，相反，要把抒情性与叙事性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一定要确立关于叙事性的教学目标，这才是语文教学对待《琵》解读的科学态度。 　　第三，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指导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教师在研究和实施《琵》教学时，难免会弱化或忽略其叙事性。《琵》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序”上，诗序是故事梗概的单纯叙述，而“歌行”则是对故事梗概的铺展曼衍，描写委曲周至，叙事抒情错综兼容。诗序的原初功能正是为了弥补诗歌在叙事上的不足，所以要研究《琵》的叙事性，务必把诗序切实落实在“歌行”中。另外，还可以把《琵》与白居易同题材的《夜闻歌者》比较，与其他作家同题材的叙事诗相比较，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