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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国民党训政体制形成与走向 　　摘要：在西方冲击下的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呈现出独特历程。中国国民党的训政适应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表现出制度创新的性质。训政的核心是以党治国，建立党国体制。国民党构建的训政体制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以党治名义实行军事独裁的权威主义政治秩序。军事集权将党治扭曲为军事强人独裁。民权难以张扬，法治缺乏支撑，训政体制很难直接转向宪政。 　　关键词：政治发展；国民党；训政；以党治国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政制急遽转型的时期，传统的家国体制的封建王朝向现代的党国体制的共和国演化。1928 年底中国国民党夺取国家政权开始训政，嗣后经过数年演变初步形成训政体制。训政体制之所以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乃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且呈现出中国式的独特逻辑。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教训使训政具有合理性，而国民党训政的实践恰恰又表明追求宪政情境艰难。 　　 　　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革命党的训政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的统治，把共和制度推上政治舞台。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仿行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但因革命派实力不足发生统治权转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由于开放党禁，组党参政活动一度兴盛，但政党政治处于初步尝试阶段，制度化低下，又被袁世凯破坏。军事强人操纵中国政局步入割据混战局面。宪法、代议制国会和议员职位成为官僚、政客与军阀谋利的工具，完全失去其应有的规范作用，深陷政治合法性危机。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革命与建设必须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循序渐进。革命党应在革命胜利后独揽大权，统治社会政治经济，指导、训练民众，使之学会自主运用直接民权，以作为民主宪政的预备。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苏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模式与孙中山以革命党训政设计嫁接在一起。 　　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党的改组与建制，建立党军制度。军政即以党建国阶段，党对军权、政权有绝对支配权，通过军事手段夺取国家政权。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实现中华民国形式上的重新统一。训政阶段即以党治国阶段。依照孙中山的训政指导方针，确定具体的施政纲领，建设系统的训政体制，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党治原则下国民党与五院制国民政府的权力关系模式得以确立。蒋介石以军事整顿为后盾，极力在党、政领域集权，向独裁努力，各种矛盾此起彼伏。国民政府的改制和国民党党权的内部平衡可以视为训政体制基本确立。 　　以上简要勾勒了从中华民国立国之初到南京国民政府奠定训政体制的历史逻辑。由此可以看出政党在政治发展中的特定地位：首先，新型政党是现代共和国家政治的主导者。不过对于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转型之初，议会政党因环境差基础薄尚不足以成为共和政制的支柱。其次，革命党有别于议会体制内的政党，往往以高度的现代社会政治目标动员民众，以集权方式凝聚革命军事力量，在革命很不彻底的政局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第三，革命党所拥有的政治制度性资源在现代性不足的社会里却是贫乏的，从而在党的建设和国家统一以及政治民主化方面都有种种难以克服的限制。这就使国民党所谓的“训政”成为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第四，权威人物在政党之统制与领导革命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功能。为了整顿政党因内部分歧、争斗而致弱的局面，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总之，革命党在夺权后建立民族国家、构建现代统治秩序时通常把有限的政治资源集中于一党，实行党的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政治。历史证实，在社会政治不发达的条件下，革命党相对于议会体制内的政党更有利于维护民族国家的国权，具有更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来组织政权、推行现代化政策。 　　 　　二、国民党训政秩序的构建及其性质 　　 　　国民党构建的训政体制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以党治名义实行军事独裁的、权威主义政治秩序。 　　国民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上的进展包括国权的独立和统一。虽然国民党执政初期外交处于劣势，但经过一番努力，改定新约运动还是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限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确立了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尽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近代以来外交上的巨大进步。在国家统一方面，国民党努力建立单一制的中央集权，较之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有大的进步。虽然地方势力为了自保屈从而不是完全服从中央，但是军阀割据的乱局已被整饬，这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上，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是党国体制的形成。党国体制是训政体制的核心。孙中山学习苏俄模式，确立了“把党放在国上”的以党治国原则。[1](P.268)国民党一大确立的党政原则是：一党统政，辅导人民行使四权，以监督政府运用五权。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政权包括选举、罢免、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