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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媒体后阅读与传统经典相适与相容 　　当整个世界文化都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时候，文化精英们就开始惊呼，传统的经典阅读被毁坏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娱乐化、肤浅化带来整体上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碎片化、泡沫化。尤其是在当下新媒体技术疯狂发展和推进的大环境下，传统经典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以阅读作为最基本接受方式的经典文化传承，在新媒体视像化和碎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被排斥和忽视，肤浅性阅读方式与深度接受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曾经是最普通的日常“阅读”问题居然成了一个制约文化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 　　与传统媒介相比，依托于电子文本的碎片化、社交性、浅阅读是新媒体的典型阅读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后阅读”。在这里，“后”指“颠覆”“革新”，“后阅读”即颠覆传统阅读、革新传统阅读，侧重体现新媒体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以及新媒体阅读的文化意蕴。在“后阅读”中，互联网思维取代传统线性思维，碎片化的超链接取代线性文本、读书变成了“读屏”甚至跨屏阅读，读者进入了多元化、立体化、跳跃性的空间。 　　一 　　新媒体与传统经典文化的关系在学界曾引起广泛讨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互联网浅薄了我们的大脑，造成注意力的涣散，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先进技术对人类思维的益处，处理信息的高效化，由单任务的信息处理方式，变为多任务并行处理。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认为，现代工业化的媒介技术导致了艺术与美的没落，但同流派的本雅明却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虽然导致了艺术品中“灵韵”的消失，却带来了“后灵韵”的兴起，与艺术品中独一无二的“灵韵”相比，普通大众更加热烈地拥抱由机械复制技术大量复制的“后灵韵”。“后灵韵”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艺术的本真，但却摧毁了将其束之高阁的象牙塔，给艺术披上了世俗的外衣，增添了生命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媒体“后阅读”无疑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利器。 　　首先，“后阅读”应时代而生，它的出现以互联网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为依托，以社会与人的需求为动力。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后阅读”现象的兴起。不同的媒介规定着其所承载的内容与形式，也决定着受众的媒介使用方式。传播新科技的出现，使文本的生产超越了印刷时代，复制技术让位于数字技术，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挣脱了传统时空的限制，进入互联网的流动空间与无时间性的时间。新的传播技术带来新的信息承载形式、新型阅读文本；打破时空限制的多元性阅读场景出现，革新了阅读体验。卡尔认为，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体现出一种智能伦理，具体化为一套关于人的头脑如何工作或应当如何工作的假设。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1]互联网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其伦理规范就是工业主义，是一套速度至上、效率至上的伦理。[2]在网络社会，人的发展全面向互联网转型，行为方式参照信息技术逻辑。而纯互联网基因的“后阅读”，以汲取信息为目的，采用浅阅读、跳跃式阅读的方式，多线路并行处理信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占有最大化信息量，契合了信息技术的伦理。 　　面对新的技术基础与社会阅读需求，传统经典的传播不能再局限于纸媒，文化的传播应更加注重灵活性、实用性，让新型用户能够方便、快速地“拉取”，同时文化的知识性也应适当向信息性转移。由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黄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典籍一万种、计17万卷，约有400G的数据量。该数据库拥有强大的检索系统、完备的功能平台和灵活的纠错机制，可通过多条路径、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快速海量全文通检。与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徜徉相比，“中国基本古籍库”能够让用户方便快捷地找到需求的信息，更加契合现在的生活节奏与社会需求。嵌入性与易得性是“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新媒体阅读方式的突出优势，嵌入性是指对生活的嵌入，能够随时随地与用户需求无缝链接，易得性指的是阅读设备即电脑等智能设备的普及。 　　其次，“后阅读”具有强大的受众基础，即新媒体的庞大用户群。新媒体的兴起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它的草根性、平民性、易得性吸引了大批的受众。例如微信，它仅用了433天就使得用户突破1亿，又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使得用户超过2亿。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人们阅读新媒体的时间越来越长，“后阅读”的趋势也就愈加凸显。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同比上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数字阅读首次明显超过纸质阅读，成年国民网络在线阅读率首次过半，在数字阅读中，微信阅读最为普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数字阅读尤其是手机阅读发展